中国宪法白纸黑字写明"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民法典》亦有完整的所有权保障条款。然而，这套法律体系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漏洞，使得所有文本保障都形同虚设！因为在中国，党领导一切。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无一不在党的领导之下运转。这意味着，当党的意志与个人财产权发生冲突时，后者没有任何独立的制度屏障可以依赖。法律不是约束权力的笼子，而是权力选择性使用的工具。一旦党决意针对某人的财产，司法程序不是障碍，而是背书机制。

　　而且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商业环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原罪制造机"。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早期的野蛮生长，还是此后房地产时代的资本积累，中国的财富形成过程几乎不可能与权力完全切割。要拿到地块，要推进项目，要打通审批，与各层级权力部门的深度"沟通"是隐性的行业规则，而非个别人的道德选择。换言之，在中国达到一定规模的商业成功，几乎必然伴随着程度不一的灰色操作。

　　这就构成了一个精密的权力陷阱：灰色地带是系统强制生产的，违规记录是被动积累的，但检举与追诉的时机，却完全掌握在党手中。平时睁一眼闭一眼，需要时翻出旧账，罪名俯拾即是，逃税、行贿、违规经营，条条都能找到法律依据。孙大午、吴小晖等案情各异，本质相同：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开始违法，而是他们的财富或行为触碰了某条政治红线。

　　这套机制说明，中国的私有财产保护从根本上是条件性的，而非权利性的。它的存在，是党在特定历史阶段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经济建设的政策工具，而非对公民财产权的实质承认。条件一旦改变，保护随时可以撤回。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但在一个产权随时可被政治意志覆盖的体制下，所谓"恒产"，不过是一种随时可以终止的租约。

（路透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