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江西省东南部城市鹰潭，高科技未来正逐渐渗入这座经济相对落后的城市。露天菜市场和街边小饭馆依旧保留着传统小城的模样，而城市南部的产业园区却聚集着大量从事工业数字化技术的企业，处处散发着科技气息。

国家级通信实验室也在附近建立了一座先进研究中心。

过去十年，当地政府推动传统铜产业转型升级，为新兴科技企业生产高端零部件。鹰潭的技术布局开始见到成效。2025年，鹰潭人均GDP已超过省会南昌，而十年前它的人均GDP还比省会低四分之一。

不过，房地产低迷和地方政府自2010年代初积累的大量债务，依然拖累着当地经济。

这两个世界看似相距甚远，却在中国许多地方并存，也共同构成了整个中国经济的现实。

高盛预计，到2029年，高端制造业每年将稳定贡献约1个百分点的实际GDP增长。但房地产行业崩塌带来的拖累同样还将持续数年。

房地产危机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拉低了约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

近年来，中国经济明显放缓，始终未能完全摆脱新冠疫情封控措施带来的冲击和后遗症。持续三年的工业品价格通缩直到今年3月才结束，而结束的原因并非需求复苏，而是美国与伊朗战争引发的油价上涨推高了国内能源价格。

中国工厂正在大规模生产先进电动车并出口海外，但中国消费者却因疫情和房地产危机留下的阴影，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带来的不安全感，而不愿增加支出。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安远远指出，现代经济史上从未有哪个大型国家一边全力押注高端科技投资，一边同时应对经济放缓和地方债务危机。

未来几年，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冲击虽然会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但新的增长引擎同样十分脆弱，已经面临电动车需求减弱、长期贸易战以及能源危机等多重考验。

尽管如此，习近平仍在押注新的增长模式能够在旧模式彻底崩塌前迅速接棒。

这是一场高风险赌博。

旧增长模式最初形成于中国沿海地区，随后扩散到内陆。

东部发达地区的工厂雇佣来自内陆的低收入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由于无法在大城市获得户籍，往往把收入投入家乡房地产市场。

在持续二十年的房地产繁荣时期，即便最小的县城也建起大量高层住宅。每年有数千万建筑工人为此工作，大量消耗低端工业产品。高速铁路也延伸到了最贫困的县域。

这一切投资都依赖地方政府举债。

有统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达到约6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43%。相比之下，美国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仅为12%。

最贫困地区往往最依赖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大规模建设住房、公路和桥梁。

这种模式让西南部贵州省拥有令人惊叹的基础设施，包括世界最高桥梁——高达626米的花江峡谷大桥。但与此同时，当地也背负了难以偿还的巨额债务。

这些昂贵的公共工程至今几乎没有产生足够收入来偿还债权人。

如今，投资正集中流向范围更窄、增长更快的创新产业。

习近平每次提出新的科技目标，例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核聚变能源等领域实现全球领先，全国数百座城市都会迅速响应，投资相关项目。

过去12年，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累计募集资金约6870亿元。

政府背景基金管理机构掌握的资金规模去年增至近4000亿元，比2024年增加75%。

去年12月，中国又成立规模1000亿元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投资航空航天、半导体、脑机接口和量子技术。

许多地方政府，包括小城市，也开始利用财政收入和地方国企资金设立类似基金。

各地纷纷建设“高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创新企业。

斯坦福大学的让·奥伊表示，这些科技企业被寄予厚望，希望它们能够创造税收收入，帮助地方政府摆脱债务困境。

在等待属于自己的“DeepSeek时刻”期间，中央政府则不断放宽债务偿还要求，为地方政府争取时间。

有时，这种模式确实能取得成功。

北京、杭州、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拥有吸引人才和资本的能力。预计全国约70%的人工智能投资将流向这四座城市。

野村证券的陆挺认为，这将进一步带动住房需求，并推动局部房地产市场复苏。

少数其他城市也取得了类似成果。

例如安徽省合肥市，近年来培育出多个明星企业。

京东方在当地设有显示面板工厂，蔚来汽车也在这里生产整车。

科大讯飞源自当地高校，而合肥市政府还参与创办了中国领先的先进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

但如果想看看事情如何失败，只需从鹰潭乘坐一小时高铁前往宜春。

2021年，宜春市政府投资23亿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工厂，希望借此提升制造业层级。

但与深圳和合肥等成功汽车产业集群不同，这座工厂缺乏完善供应链和技术人才支持。

如今工厂已经停产。

整个国家高新区看上去都死气沉沉。

即使成功落地的项目，也未必能真正带动地方经济。

十年前，一只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的基金向贵州投入约1500亿元，重点发展数据存储和云计算产业。

但安远远指出，这些项目始终无法与当地经济结合。

数据中心由沿海企业建设，服务器零部件来自其他地区，而当地几乎不存在相应需求。

她说：“尖端技术很难融入传统经济体系，也很难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

有时结果甚至带有几分荒诞色彩。

西北工业城市兰州在发展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项目的同时，却连续数年无力按时向公交司机发放工资，甚至要求他们先向银行贷款维持生活。

即便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也并非完全免疫。

媒体近期走访广东多个人工智能产业园时发现，不少园区空空荡荡，或者入驻企业根本与人工智能无关。

这些项目为何频频失败，并不难理解。

习近平的产业政策鼓励激烈竞争。

企业之间竞争，地方政府之间也竞争，甚至同一城市不同区县之间都在竞争。

这种压力压低价格、提高产品质量。

最终脱颖而出的企业，例如汽车领域的比亚迪、电子领域的华为以及横跨多个领域的小米，确实具备全球竞争力。

但这样的企业极为少见，而且主要集中在人才和资本更丰富的大城市。

利润则更加稀缺。

法国巴黎银行的卢奇指出，投资回报往往并不属于单个企业，而属于整个产业链体系。

产业链整合能够降低成本、加快产品迭代和创新速度。

今年4月，中国工业企业亏损比例升至约32%的历史最高水平。

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10%。

即使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亏损比例也未达到如今水平。

与此同时，企业债务水平不断攀升。

凯投宏观的马克·威廉姆斯指出，中国企业目前欠国内银行和债券投资者的债务规模是2019年的两倍。而同期GDP仅增长约三分之一。

他认为，企业可能会逐渐偏离真正有生产力的活动，转而追逐国家重点扶持产业中的补贴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三位经济学家去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产业政策实际上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约1.2%。

换句话说，在没有这些产业政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本可以更高。

研究估算，中国GDP因此比原本水平低约2%，相当于每年减少约4000亿美元增加值。

企业越是沉迷于争夺补贴和通过降价争夺客户，就越难获得利润。

对于宜春、贵州等偏远贫困地区而言，情况尤其艰难。内陆省份占全国工业GDP的比重持续下降。

2025年这一比例降至36%，而习近平上台的2013年接近48%。

这对中国规模约3亿至4亿人的低技能劳动力群体，构成巨大挑战。

随着国家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前沿科技领域，更多人将被排除在增长之外。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斯科特·肯尼迪认为，许多人最终只能返回农村老家。

一位前中央政府顾问表示，中国领导层对科技竞赛的痴迷，某种程度上像是中了美国无意间施下的魔咒。

这场竞争扭曲了政策重点，使决策层过度关注尖端技术，却没有投入足够精力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

机器人越来越多，但民众情绪依然低迷。

今年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0.2%，创下2022年底以来最低水平。当时中国尚未完全走出疫情封控阴影。

今年3月，居民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出现历史上首次下降。

无论个别高科技项目取得多么耀眼的成功，都远不足以提振中国民众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