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炸的地方，它都炸了”

　　从德黑兰辗转阿塞拜疆、土耳其飞行近20小时后，3月6日，44岁的谭小林和他的同伴们在凌晨5点落地北京。北京此时已下了一天的雪，因为走得仓促，谭小林没能带上一件厚外套。十几个小时后，他吃上这天的第一餐饭——北京烤鸭，他对接风的朋友举起酒杯，说：“总算是活过来了。喝上中国的酒，庆幸我还活着。”

　　我在北京见到了他们，这些常居伊朗的中国人，在当地从事电池、沥青、科技、矿石和酒店业。或许是长期在一个充满动乱的地方经商带来了大心脏，他们看上去还算镇定。谭小林和同伴们热烈讨论着伊朗的情况，只是在窗外有一个很大的轰隆声时，他会有点心悸，停下手中的动作说：“这个声音，就有点像那轰炸的声音。”

　　5天前，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4天前，伊朗政府确认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说：“伊朗的心被刺穿了，因此伊朗也将刺穿敌人的心。”

　　也正是在那一天，谭小林和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的成员们把36个中国人送上撤离伊朗的第一辆大巴车。谭小林是这个伊朗华人民间组织的副会长，也是此次撤离的联络员，他一共协调了8辆大巴车，带着470名中国人，驶过伊朗无尽的矿山和乡村，到达阿塞拜疆口岸，逃离了德黑兰。

　　谭小林开的长城公寓是这次撤离的集合点——这家公寓位于德黑兰市中心偏北的一条街上，只接待华人，9层楼的高大建筑，能同时容纳200多名客人。酒店一晚的价格在45到90美金，包三餐，还有装修好的办公室可以使用，在当地算是平价。来伊朗出差、做生意的中国人聚集在此，常常一住就是一年。

　　谭小林是那种热心爱张罗的人，这也是他成为华联会副会长的原因。他是湖南人，从社区民警、治安民警、经侦警到刑警，干了十几年。后来做生意失败，就来了伊朗，他人脉广，有时候帮住客对接一些资源，介绍介绍朋友，收取一点中介费。但总归受战争影响，时时亏钱。

　　伊朗不太平，在那里的中国人都知道。谭小林来伊朗的两年里，经历三次战争、一次暴乱，他起初还是平静的，觉得无非是断上几天网，切掉几天电话线，“一群中国人在一起聊聊天，两耳不闻窗外事，只要保证自身安全，不要随意出行就行了。”导弹从遥远的地方飞过来，一些军事设施被炸毁。但超市照常开门，街道依旧亮灯。人们看不见导弹，只能听见“这里一下轰声，那里一下炸声”，远远近近地落下来。在伊朗生活的人，就在这些被切割的时间空隙里寻机出门，购物、工作，完成一些必要的事。

　　今年1月份，伊朗发生断续的暴乱，谭小林怕游行的人冲进来误伤客人，用铁链紧锁了公寓的大门。爆炸声和枪声不断。这些声音通常都发生在早上七点到九点、中午一点到两点、晚上六点到九点之间。按照对过往战争规律的分析，谭小林安抚惊惶失措的客人：“以前打仗都是这样的。打个一天到两天，再回到谈判桌上谈判，就这么完事了。”

　　但渐渐地，谭小林感觉这次有些不对，他盯着新闻看，一会儿说“美国围波斯围了差不多快10天了，天天喊着打”，一会儿又看见内乱，“双层夹击”。然后就是“打内战没搞成功，谈判也没谈成功”，他想着这下真是要打了，打大打小不知道，人却是疲惫了。

　　后来炸弹真的来了，还是谁也没想到的事。最让谭小林担心的是，这次的攻击方式和之前导弹精准打击军事设施不同，主要攻击方式是无人机携弹。几个人告诉我，这些无人机没个准头，“导航靠惯性，速度和汽车差不多”“风一吹就偏了”。美国《军事时报》3月1日引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表示，“卢卡斯”自杀式无人机已在行动中实际投入使用，以低成本、可大量部署为主要特性。新的攻击方式打破了普通人和政治之间曾经牢不可破的隔阂。

　　“炸了医院，炸了学校，死了七八十个小孩子。这是不该炸的地方，它都炸了。”谭小林说。他们曾经认为学校总该是安全的，但没想到有天在新闻里看见一所女校被炸，鸟瞰图里160个女学生的尸体排列在160个挖出的墓穴里。有几次，炸弹落在距离长城公寓周边500米的地方，整个大楼震动剧烈，轰轰地响。所有的玻璃都被震碎，楼顶的阳光房顶也被气浪掀走。新闻里报道，一名中国人不幸遇难。

　　妻子在德黑兰帮着他管理酒店。她开始整日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念叨着想回家，毕竟他们的两个儿子还在国内。大儿子在部队里当兵，小儿子刚上初二。谭小林干脆给她买了一张2月26日的机票，让她先走，他自己留下来安排华联会的撤离。“上一次撤侨，你就跟我在一块，你也看到了我做事的方法，没啥事儿。”他说，“你回家，我也安心一点。我在这里会自己照顾自己。”

　　谭小林告诉我，去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本土发动空袭时，华联会就曾和大使馆联络，帮助中国人从伊朗撤离。但决定出于临时，他们只简单开了个会，把撤侨小组的联系方式发到了各个当地群聊，再收集撤离人员信息，帮助他们离开。上千人挤到关口之后谭小林才发现没那么简单，有人只有工作签、没有离境签，有人签证过期，有人护照出现问题。每人被盘问了四五个小时，最长的一个甚至17个小时。

　　这一次，他们制定了更为周详的应对方案。早在暴乱之中，华联会就向大使馆汇报，并立即成立了撤离小组。小组里再细分联络组、统筹组、登记组、后勤组。几名成员都是在伊朗做生意的中国人，基本上都40多岁。他们平时各忙各的，但每隔一两周，会聚在一起吃吃火锅、聊聊天。出门在外，就像家人一样。如今更是成了战友。

　　2月28日，伊朗领空关闭，谭小林决定和上次一样，绕道阿塞拜疆回国。怕临时找不到车，他在开战两个月前就联系好了8辆大巴车。租用德黑兰当地旅游公司的车辆，一辆1500美金，司机都是伊朗人。他们有一个200多人的应急群，在每个省分布一名联络员，负责联络本省内的中国人。无论是自己做生意的，还是公务人员、旅行者、学生、工人，只要是中国人都可以。

　　门海燕是其中的一位联络员，45岁，在一群人中相对年长，人人都喊她“门姐”“海燕姐”。我在北京见到了她，她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在中东做沥青生意，公司从内地开到香港、迪拜、阿富汗和伊朗，靠自己一路打拼过来。她负责的工作是按照群里上报的电话一个个打过去，登记下这些人的名字、电话、护照号和地址。她那时发着低烧，脑子嗡嗡地疼，嗓子也在发炎，满脑子都是怕把信息搞错，漏了一个人。登记组的陈晖帮着她摁电话号码，“你好，我们想跟您确认一下您现在的位置。”每次都是这个开场白，重复了多少次，她也记不清楚。“您是不是要撤离？如果撤离的话，我这边给您报备。”

　　几乎每分钟都有电话、短信进来或者出去。门海燕写了满满的几页纸。有人不停发来短信，门海燕的收件箱里，英语、波斯语和中文夹在一起：“可以带个大拉杆箱子吗？”“中途有停车上洗手间吗？”“阿塞拜疆有入住酒店吗？因为我一个人，不懂英文，不懂波斯语。”“车费是多少？”

　　有人急得一句话好几个错别字。有人说出了门，打不到车，电话网络也时断时续。还有人说，老板跑了，留下他们三个打工的。陈晖形容：“感觉像等死一样，就是那种感觉。”门海燕一条一条回复，不要担心，到公寓来，我们很多同胞都在这里。不要担心，明天上午你给我打电话。这座公寓的名字叫“长城”。不要担心。

　　谭小林记得，自己的电话也在不停地响，联络组、登记组和后勤组都在找他，有人需要办理离境签，护照还被押在政府里。现在政府没有了，怎么过关？他要通过大使馆去帮助协调一个临时护照。所有登记过的人，信息要向大使馆报备。还有口岸的大使馆，阿塞拜疆的华联会，所有人都等着他的协调。焦头烂额只能放在心中，多年当警察的经验让他习惯收敛情绪，做好别人的“定海神针”。他告诉自己：“不要崩，不要恐惧。”

　　谭小林的叔叔喻建军负责为这些聚集到酒店的中国人做饭，他63岁了，一辈子没出过国，今年春节，谭小林请他来帮他打下手，结果没一个月就碰上战争。喻建军冒着炮火，每天出门买菜。伊朗人的月薪普遍在1200到1500人民币之间，而牛肉就要80多元一公斤。战火一近，菜价又上涨了三成。“普通人都活在水深火热当中。里亚尔贬值贬得太快，有的人连牛肉都买不起了。”谭小林说。

　　撤离的中国人来自伊朗的每个角落。在港口城市阿巴斯，有四个互相不认识的人同时打电话给门海燕。这座城市被轰炸得更为严重，在去年4月还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爆炸及大火。“战乱时期，一个人想找车太难了。”门海燕想办法把这四个人攒到了一块，“相互留个电话，能有个照应。”

　　后来，这四个人找到两辆车，连夜开了20多个小时，抵达了1000多公里外的长城公寓。在当时，找两辆车也是一种战时生存智慧。万一路上出了意外，还有准备。

　　但即使在城里，抵达公寓也是困难重重。陈晖在撤离前一晚带着自己所有的行李，计划从居住地开车到长城公寓。彼时GPS已经失灵，网络也受限，伊朗的道路很复杂。平时十几分钟的车程，他在德黑兰街头绕了三个多小时。路上人很少，店铺都关了。“我挺害怕的，因为你也不知道炸弹会从什么地方下来。”

　　他找到一个外卖员，用英语请求他：“我给你钱，你把我带到长城公寓。”对方没有搭理他，在伊朗，大部分人不懂英语，更何况战乱中人心惶惶。最后，他看见一辆警车，终于如获大赦。把车停在路边，他就奔过去对着两个警察连英语带比划地说，请你们带我出去。

　　到达长城公寓的人总是这样，带着自己大箱小包的行李，有的拖着孩子和老人。最少的是一个背包。有的人甚至普通话也说不清。

　　谭小林记得，3月1日中午12点多，第一辆大巴车离开长城公寓，去往600多公里外的Astara口岸（伊朗－阿塞拜疆口岸），这一天共计有188人离开德黑兰。大巴车一辆一辆发车，到4日他们最后撤离时，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人们坐在车里心照不宣地保持着沉默。出发前，谭小林告诫过他们，路上别拍照，手机里别留存，有什么关于爆炸的影像都要隐藏起来。尽管他们带着中国国旗，通常不需要搜查，总是拦下来，看一看。检查的长官出来打个招呼：“你们是中国人。”随后便放行，但谭小林觉得，一路上部队、革命卫队、反间谍警察太多，检查站遍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被逗留检查，那就麻烦了。

　　没有人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们炸没了都有可能。”门海燕说，“当时想的就是尽快，赶紧撤离德黑兰。”

　　坐在车里，谭小林也紧张，但只能深藏在心。每个车队都有组长、副组长、安全员，每隔一小时给他打个电话。每四五个小时，他也会给国内的妻子打个视频报平安。偶尔能听见车里发出小孩子的啼哭，划破车厢里紧绷着的沉默。

　　这条路谭小林曾计算过，开得快的话6小时，开得慢也就8小时。但人算不如天算，从德黑兰出发时，头顶还晴空万里。走到一半天气倏变，大雨夹着风雪迎面而来。司机不得不放慢速度，到达阿塞拜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最好的事情是，那天，每个人过关的时间都没有超过6分钟。三天没睡觉的谭小林，终于和所有人一起松了一口气。过完安检口，一群阿塞拜疆记者涌上来，十几个话筒围在身前。一个老太太是来伊朗旅游的，她对记者说，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老伴了。

　　门海燕在过关时，看见曾通过电话的一家四口，带着两个孩子，一个1岁，一个5岁，是接到报备中年龄最小的中国人。孩子被爸爸抱在怀里安静地睡着了，她走向前去打招呼，孩子的爸爸向她表达感谢，很普通的话语，但不知为什么，门海燕掉下了泪。

　　3月6日，谭小林和我坐在北京的一家饭店里，回忆起惊险的一路，在去往阿塞拜疆口岸的路上，大巴车在山间行驶，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路上都是五颜六色的矿山，黄的、红的、黑的、白的，因为那些煤炭、铜、锌和天青石，很多伊朗人得以维持生计。

　　谭小林刚到伊朗时做矿石生意，就住在这样的矿区里。“伊朗是一个矿石的博物馆。”他记得自己在一个村庄，把沙漠一样的地表挖开，全是金灿灿的漂亮石头。当地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拿去化验，发现是天青石，一种需求很高的工业材料。后来，他开起了工厂，把这种矿石卖到中国。

　　望着那些矿山，谭小林心里想，自己和车上这些人已经比伊朗人要幸运很多，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仍然要守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工作，把日子过下去。

　　他喜欢伊朗，想起自己离开德黑兰之前，公寓的伊朗员工对他说：“你放心回国。有我们在，会看好工厂和酒店。”伊朗员工都30岁左右，是前台、客房经理、厨师和工人，他们仍然要守在这里。

　　刚来伊朗时，谭小林听不懂波斯语，也只会一点儿英语，带着一个翻译机跑到伊朗。但他充满信心，相信“风险越大的地方机会越大”。请一个懂中文和波斯语的翻译每个月至少要2000美金。为了省钱，他比划着和伊朗人做生意，把波斯语当成一个方言去听。他发现伊朗人像话痨一样，特别爱聊天。波斯语咕噜咕噜地灌进耳朵，谭小林吃着自己的饭在旁边听。聊到主题，他再用翻译机讲。慢慢熟悉以后，他们说的他能听懂一些了。

　　每天和伊朗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也渐渐明白了他的肢体语言。有时候，他用翻译机告诉自己的员工，今天要做什么事，再让他们复述一遍。几次之后，就准确无误了。“伊朗人非常聪明。和他们接触久了，也就习惯了。”

　　这种聪明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伊朗人看起来很天真，但你千万别被他蒙骗。”谭小林告诉我，刚来做生意时，他还不懂这些。在几千年前，这里还叫波斯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词叫“塔洛夫”，翻译成中文大意就是“套路”。伊朗商人常常说“我一定会帮助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会要求签了第二份合同，才把第一批货给你。但待久了以后他发现，他们只是想把合作伙伴“套”住，“想和你长久合作。”他说，伊朗商人把征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谭小林和同伴们在北京的饭桌上，回忆起那些自己熟悉的地方，在战乱中被毁坏，语气唏嘘，在谭小林的矿石工厂附近一公里处，几个导弹掉下来，没有炸开，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由塔附近被炸了。炸得太厉害了，夷为平地。”另一个人说，“我们原来就在这附近住。”“那真的炸得太狠了，绝对会波及普通人的。”大家惋惜地摇摇头。

　　但无论如何，日子还要过下去。第二天，谭小林和同伴们就要从北京飞走，有的人回老家，有的人继续出差。谭小林打算短暂地避一避风波，等仗打完，航线一恢复，就回到伊朗。商人敏锐的嗅觉告诉他，战争过后或许会有很多重建的商机，“我立马就杀过去，先把自己的根据地占好，别给别人抢了。”他相信，市场会在伊朗重新开张，就像草会从废墟中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