捋捋重达几吨的“爱泼斯坦档案”，我们才猛然发现，这位当年的华尔街“金童”在繁华的巴黎竟然编织了一张如此细密、如此令人作呕的暗网。

　　就在巴黎十六区福熙大街22号，那一处爱泼斯坦自2002年起就拥有的豪华公寓，曾是这张网的中心。

　　如果你对巴黎稍微有点了解，就知道福熙大街意味着什么——那是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代名词。

　　可谁能想到，在那些高大肃穆的奥斯曼建筑背后，爱泼斯坦正像蜘蛛结网一样，通过一帮所谓的“小助手”，把爪牙伸向了索邦大学、疯马秀、甚至是爱丽舍宫的顾问圈。

　　在这一大堆刚见光的邮件和聊天记录里，几个名字显得格外扎眼。咱们先聊聊这个被爱泼斯坦私下称为“巴黎版吉丝兰·马克斯韦尔”的女人——玛莎（Masha）。

　　玛莎的履历说出来能唬住不少人：她曾是俄罗斯冬奥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巴黎名校索邦大学的学生。

　　档案显示，她和爱泼斯坦的交情从2011年就开始了。起初两人似乎有过一段短暂的“罗曼史”，但很快，这份关系就进化成了一种契约：

　　爱泼斯坦负责给玛莎的职业生涯出谋划策、砸钱送礼，甚至提供全方位的“成功学”指导；作为交换，玛莎得负责给他在巴黎物色“有趣的朋友”。

　　2013年3月，玛莎在邮件里兴奋地给爱泼斯坦发信说：“我找了几个女人，她们非常乐意在周末跟你见面。”为了防止这些姑娘在搜索引擎里查到爱泼斯坦2008年在那场佛罗里达招嫖案里的案底，玛莎甚至贴心地隐瞒了老板的真实身份。

　　“有一个超级火辣，其他的也都非常漂亮。”

　　当爱泼斯坦在邮件里追问姑娘们的长相时，玛莎是这样回复的。她似乎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某种病态的得意，甚至在邮件里跟老板开玩笑说：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你在巴黎的吉丝兰·马克斯韦尔。”不过，玛莎也是个精明的主儿，她在另一封邮件里特意叮嘱：“如果你打算跟这些女孩‘玩玩’，请务必小心，千万别把我牵扯进去。我想在朋友面前保持好印象，可不想被当成老鸨。”

　　除了玛莎这种“高素质学生”，爱泼斯坦在模特圈还有更专业的代理人。

　　维多利亚·H（Victoria H.），当时在著名的“Mademoiselle”模特经纪公司工作。她和爱泼斯坦的互动就像是在做某种活体贸易。

　　2012年10月，爱泼斯坦让她去时装秀上盯着，看看有没有“可爱的东西”。维多利亚非常敬业，经常给爱泼斯坦发送各种模特的照片、视频和简历。

　　“刚来了一个巴西姑娘，19岁，又火辣又可爱。”

　　“另一个19岁的，随时准备好陪你旅行。”

　　这种“找货”服务自然不是免费的。2013年1月，爱泼斯坦一次性转给了维多利亚2000欧元。

　　但这位模特经纪人显然觉得不够，她多次在邮件里跟老板哭穷，直白地问自己能不能“赚更多的钱”，能不能“变得更有用”。

　　这种“有用”，在爱泼斯坦的逻辑里，就是帮他招募所谓的“私人助理”。为了显得正经，爱泼斯坦最常用的招数就是打着招聘“能流利使用多国语言、受过良好教育、20到30岁”的助理旗号，四处寻找猎物。而且，他特别擅长利用自己在法国高层的人脉。

　　比如，他曾找过尼古拉·萨科齐的前外交顾问奥利维尔·科隆（Olivier Colom）。

　　当时的科隆已经离开了爱丽舍宫，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担任秘书长。爱泼斯坦给科隆开出的条件很诱人：帮他在巴黎招一个能陪他跑遍全欧洲的“助理”。

　　还有那位著名的法国钢琴家西蒙·格雷奇（Simon Ghraichy）。2015年，两人在塞纳-马恩省的一场派对上相识。格雷奇后来也卷入了这场“助理招聘”风波。他在邮件里给爱泼斯坦推荐了一位芭蕾舞演员，说她刚离开巴黎歌剧院，正找工作。

　　除了”良家“，爱泼斯坦的爪牙还遍布巴黎最顶级的声色场所。

　　在“Les Chandelles”这种高端换妻俱乐部，或者“Raspoutine”这种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顶级夜总会，总有他的眼线在活动。

　　“你的工作就是找到有趣的女孩。”

　　这是爱泼斯坦在2012年给一个被掩盖了名字的中间人下达的死命令。他在邮件里甚至会像导演选角一样，在Skype上远程指挥：“你先选好女孩……我来选她……我会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他最喜欢的“狩猎场”之一是位于凯旋门附近的“L’Arc”夜总会。他的死党、著名的模特经纪人让-吕克·布鲁内尔（后来在巴黎监狱自尽）就是那里的常客。

　　有一次，一个联系人带了三个女孩想献给爱泼斯坦，结果爱泼斯坦那天在布里斯托尔酒店参加伍迪·艾伦的私人派对。

　　当那个联系人道歉说“这些女孩虽然漂亮，但不够聪明”时，爱泼斯坦回了一句：“如果你看到漂亮的东西，直接写信给我。”

　　爱泼斯坦在2010年到2013年间，曾专门关照过一名疯马秀的年轻舞者，不仅把她变成自己的“门徒”，还试图通过她接触更多的舞者。

　　档案里有一段细节非常耐人寻味：2013年6月的一个晚上，爱泼斯坦的助手想带比尔·盖茨去疯马秀后台“见见杰弗里以前认识的一些艺术家”。

　　当时的盖茨表现得很有礼貌，但果断拒绝了。他说：“我很累，不想冒这个险。”直到最近，盖茨在接受采访时依然在为当年见过爱泼斯坦感到后悔：“我后悔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我道歉。”

　　如今，当我们回看这些碎片式的邮件和聊天记录，福熙大街22号很像一个运转极其精密的“欲望工厂”。在这个工厂里，索邦大学的精英、时尚圈的经纪人、顶尖的音乐家，竟然都在有意无意地为同一个罪犯服务。

　　这张网之所以能在巴黎维持这么多年，靠的不仅是钱，更是一种精英圈子内部的某种“默契”。大家在这个圈子里互相推荐“助理”，互相在私人派对上交换“资源”。

　　爱泼斯坦看准了这一点，他精准地利用了巴黎上流社会对权力和金钱的崇拜，以及对这种“灰色生活方式”的习以为常。

　　那些女孩，有的可能还在做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梦，有的可能仅仅是想要一份能带她们环游欧洲的助理工作，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些所谓的“绅士”亲手送到了野兽的面前。

　　随着更多文件的解密，巴黎这张暗网里的每一个节点，恐怕都得面临一场迟来的清算。

　　围绕在爱泼斯坦身边的“聪明人”到底有多少啊，可能数不胜数——精英顾问、艺术家、大学运动员。他们用极其优雅的辞藻，将人口贩卖和招嫖包装成“招聘助理”或“寻找有趣的朋友”。

　　爱泼斯坦一个人死不足惜，这种集体性的道德坍塌，才是巴黎帝国背后最深重的罪恶。在这个圈子里，没有人是无辜的，沉默和举荐，本身就是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