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分居”是十九世纪法国贵族的普遍现象。想看看十九世纪的法国贵族宅邸什么样，可以参考东京的赤坂离宫。赤坂离宫今天是用来接待到访贵宾的“迎宾馆”。但当年建造它却是为了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未来的皇太子夫妇提供一个比较私密的、可以共度二人世界的“爱巢”。为了给皇太子夫妇准备一个符合皇室身份的爱巢，宫内省的建筑师参考了大量法国宫殿和贵族宅邸，然后亦步亦趋的设计了赤坂离宫。这座宫殿无论是在设计图上，还是在建成之后都谈得上恢宏壮丽，让所有人都很满意。而且建成的时候皇太子也还没有结婚，所以没人觉得它有什么问题。

1968年，赤坂离宫改建工程

　　直到皇太子结婚之后真的住进了赤坂离宫，这座宫殿才暴露出了他的严重缺陷。那就是这座宫殿是严格按照法国宫殿和贵族宅邸的形制建造的，而法国贵族宅邸又是按照法国贵族“夫妻分居”的传统准备的。

结果就是皇太子和太子妃发现在赤坂离宫，他们各有一套完整的居住空间，可以满足从睡觉到会见宾客的全部需求，楼梯和大门都是分开的。如果不在侍从的陪伴下穿过整座宫殿，那他们一天当中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见面的机会。因为餐厅设置在宫殿的中央，每天只有进餐的时候夫妻双方才能合理地见面说几句话。皇太子夫妇当然无法接受这样的生活，毕竟他们才刚结婚，所以很快就搬走了。被嫌弃的赤坂离宫也从此慢慢变成了“迎宾馆”。

但为什么法国贵族会有“夫妻分居”的传统呢？法国贵族的婚姻其实和世界上大部分权贵阶层的婚姻都差不多，也都是“包办婚姻”，当然随着贵族渐渐退出政治舞台，贵族婚姻里“政治联姻”的色彩淡了很多。但婚姻里利益交换的那一面不但没有因此而褪色，反而变本加厉了。因为贵族的权力衰退了，财产也变得岌岌可危，所以贵族更加需要彼此抱团取暖，而婚姻则是天然的抱团取暖、利益交换的手段。

柯尔贝尔，有人认为他在成为国王宠臣的那些年里大致获得了450万至600万利弗尔的收入

　　因为欧洲结婚是需要给嫁妆的。路易十四的宠臣柯尔贝尔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公爵夫人掏了二十万利弗尔替谢弗勒斯公爵还债，又掏了二十万作为嫁妆让这对夫妻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路易十四为了把自己的私生女嫁给自己的侄子也没少掏钱。当然这两个例子都是贵族婚姻里的特殊情况，一个是“富女嫁贵男”“呢绒商的孙女戴上了公爵冠”，另一个虽然是“法兰西之女”但却是“私生女”，属于身份上有问题却要嫁给奥尔良公爵的儿子，这对对方来说其实是“有辱家门”的，自然都需要给大笔的钱。而且即使给了，对方也不领情，圣西门公爵就说柯尔贝尔只掏了四十万纯属“乘人之危”。奥尔良公爵临死前还在跟他哥哥为自己儿媳的事吵架。

但门当户对的婚姻也是要给嫁妆的，结婚是贵族一生中少数可以获得大笔财产的机会，是和上战场玩命、进政府当官一样重要的大事。所以虽然越来越多的贵族开始允许他们的子女比较自由的选择配偶，贵族的婚姻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有了一点感情色彩，但首先婚姻必须局限在贵族等级之内，“贵庶通婚”是不行的。其次就是男方必须考虑到女方能拿得出多少嫁妆，女方则要考虑拿出这么多钱嫁女儿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这种权衡的结果是法国贵族往往干脆就不嫁女儿了。修道院寄宿学校，在今天的观念里是女性受教育的先驱，十九世纪的很多平民也这么看。所以很多富裕起来的平民也会把女儿送进修道院寄宿学校。但其实这纯属误会。把女儿送进修道院的贵族，很多就没打算把她们再接回来。因为要让女儿出嫁就需要大笔的嫁妆，而贵族家庭很少有人能拿得出这么大的一笔钱。路易十五就因为没钱，又不愿意厚此薄彼，所以干脆让自己的女儿都成了老姑娘。国王尚且如此，何况贵族呢。所以贵族把女儿送修道院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送她们去受教育，相反他们真的是打算让女儿去当修女，如果他们财产上有了转机，或者妻子攒下了一笔钱，或者遇到了一个愿意不要嫁妆的求婚者，才会把女儿接回来，接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女儿识字了，有了点知识，那纯属意外。

路易丝-玛丽·德·波旁，路易十五的六个长大成人的女儿中最小的一个，23岁被送进修道院。她们六姐妹中只有大姐结了婚，嫁给了西班牙王子

　　妻子默默地攒了一笔钱、夫妻双方意外继承了一笔财产，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能让一个女孩离开修道院的最常见原因还是“有一位愿意不要嫁妆的男人”，那什么样的男人肯少要或者不要嫁妆呢？最常见的就是二婚。当然天主教国家里二婚的唯一合法方式就是“续弦”。也就是说没嫁妆的女儿如果不想当修女，最大的机会就是嫁给死了妻子的鳏夫。反过来说家里没什么权势、也没什么财产，无法跟别人交换利益的贵族男性，如果想结婚，最大的机会其实也是娶死了丈夫的寡妇。所以贵族一生当中结两次甚至几次婚的情况在十九世纪很常见。年轻没有财产的女性嫁给第二、第三次结婚的中年甚至老年男性。等他们死了再靠继承的遗产嫁一个年轻的丈夫。一个风度翩翩但没什么财产的男性则娶一位有财产的寡妇，等寡妇死了，自己的地位上去了，也继承了寡妇的财产，这时候就可以娶一位年轻却没有财产的女性了。

普基廖夫，《不相称的婚姻》

　　这种循环其实在历史上并不是十九世纪独有的。事实上它也不是贵族特有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反而是贵族从市民阶级那些来的。因为在贵族掌握着权力的时代，他们的儿子女儿干什么用是很早就定下来的。只有当他们渐渐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财产，他们才被迫开始把算盘打得啪啪响。而一旦贵族打起小算盘，他们就会发现在这方面市民阶层真的有一套成熟方案。

市民甚至农民早在中世纪就搞这一套！一个在城里当女仆攒了一笔钱的三十岁左右的女性，是年轻农民最理想的结婚对象，而城市里各行各业都有行会，一个萝卜一个坑，工匠学完了手艺度过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只有运气非常好的人才能娶师傅的女儿，接过师傅的生意。更多的人只能收拾行囊去过“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而在漫游时代寻找的无非是一个自己能顶替的坑。如果一个城市里某个行业里居然有空缺了，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师傅死了还没有儿子女婿顶替，这种好事多半还意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师傅死了师娘还在！

所以岁数大一些但有钱、有财产的女性，不管她是从城里打工回来的，还是寡妇，都是市民阶级的年轻男性最喜欢的结婚对象。年轻男性和三十岁以上的女性结婚是很常见的，家里有女儿却不需要靠她招上门女婿的情况下，既然要尽可能少给嫁妆，最合理的也是把她们嫁给二婚、三婚的男性。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痴情的老妇人》

　　所以实际上一辈子结几次婚，第一次追求什么，第二次追求什么、结婚的双方扮演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其实双方都心知肚明。那本经常被引用的中世纪的丈夫写给妻子的生活手册里就有一句让印象深刻的话，大意是“我老了但你还年轻，学这些对你有好处，因为你应该对下一个丈夫好点，不能像对我这样！”

婚姻这件事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财产关系。只不过欧洲禁止纳妾、同时欧洲有嫁妆才能嫁女儿，所以欧洲妻子的地位相对要高一些。在欧洲的婚姻里夫妻双方的首要任务当然也是传宗接代。可一旦这个任务完成了，夫妻之间的义务也就算尽到了。顶多为了保险再生一个备份！还要考虑到搞不好生个闺女。

如果连备份都生完了，夫妻双方也就没什么必要继续在一起墨迹了，男孩多了要给他们财产，没有财产你要给他们谋出路，谋不到出路就得送修道院，有女孩你得给嫁妆，没嫁妆还得送修道院。你们俩如胶似漆但修道院也不是你家开的！亲生儿女如果混不好有辱门楣，而贵族最宝贵的财产就是“家名”，相比之下与其跟合法妻子生出一对高风险和合法子女，还不如……毕竟私生子跟家族没关系，他们混好了有点好处，搞砸了也不会损害家族门第。

索蒂，《寡妇》

　　所以基于风险和回报考虑，贵族夫妻往往生了足以保证家族延续的孩子之后就各过各的了。丈夫有自己的情人、妻子也有自己的情人。每天中午起床之后丈夫收拾停当坐马车出门去别的贵妇人那儿，贵妇人们收拾停当等着小帅哥登门拜访。

这种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各自住在宅邸的两端，各自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客厅、自己的浴室、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早餐，只有在家吃正餐的时候才在餐桌的两头见个面。在家里举行活动的时候才会一起会见宾客就是最合适不过的安排了。从这个角度去看《红与黑》里市长夫妇分居的情况其实也是符合他们的身份和地位的。

实际上即使不是贵族，夫妻分居的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在城市化的初期即使是工匠阶层的居住空间也比一百年后的同行大很多。一个木匠、裁缝往往可以让自己、妻子、孩子各自有自己的居住空间。这也符合市民阶级为了财产结婚的传统。真正夫妻同居的情况还要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时候别说夫妻同居了，一家两代挤一个房间的情况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