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裁判文书网：法官隐名、文书上载量骤减与司法透明倒退的讨论

中国媒体报道，中国裁判文书网有文书隐去法官姓名及案件编号，其后官方称部分操作人员不熟悉文书要求，错误隐名属不当，已要求整改。

中国裁判文书网被指是司法改革下的产物，要求法院在互联网公开裁决文书。

网站近年经历连番改动，上载文书数量骤减，用户须注册方能使用。

BBC中文采访熟悉中国法律的维权律师及学者，讲解文书网的背景及近年变动，分析事件爲何标志司法透明的倒退。

《南都》揭裁决书隐去法官姓名

据《南方都巿报》今年1月初的报道，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约两万篇文书中，有审判员、法官助理及书记官的姓名被隐名，以“XXX”的形式处理，时间集中在2024年至2025年间，分布各个地区，以四川、内蒙古及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的文件亦出现相关情况。

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法官姓名和案件案号不应作隐名或模糊处理，又指部分操作人员不熟悉文书隐名要求，错误隐去法官姓名和案号属不当作法，已要求相关法院整改。

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舆论反响，《澎湃新闻》的评论指出“法官姓名、案号既不属于个人隐私，也不属于国家秘密的范围”，公示姓名是体现法官对审判过程、结果及当事人负责，“不能打‘马赛克’”；《解放日报》评论归纳“社会公众对裁判文书网的关注，本质上是在关心司法是否足够公正公开”；亦有公众号文章表示“必须得旗帜鲜明反对上网文书隐去法官姓名”。

BBC中文翻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2016年实施版本），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等情况外，裁判文书应在生效七个工作日内在互联网公布，若有内容不公布，亦应公布其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及不公开理由。

“中国法治的重大倒退”

目前旅居日本的中国维权律师伍雷（本名李金星）表示，该事件标志中国法治的重大倒退，“但是坦率地讲，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中国并不是判例法（case law）”。

伍雷曾主力处理刑事辩护，现已被官方吊销执照。他表示，裁判文书网是一个“法律人使用”的重要工具，例如可研究中国的“寻衅滋事”罪名有多“滥用”，或透过判决书可了解各地针对同一罪名或有不同判刑。他过去亦曾利用平台下载一批案件资料，当中包括与新疆相关的非法宗教传播或分裂罪行。

伍雷指出，法官在裁决书上的名字是用来宣告“你对这个案子终身负责任”，“为什么不披露自己的名字，他实际上就害怕社会知道他在干坏事，就是干脏活的人，不愿意承担责任”，并质疑官方“整改”的说法，估计日后或会再度隐去相关信息。

资料显示，中国裁判文书网于2013年7月1日上线，翌年正式落实法院须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当时强调“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这项措施可追溯至2013年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当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增加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伍雷指出，当时还强调司法公开、听审公开等，裁判文书网属于整体司法改革的其中一部分。他认为，网站带有标志性的意义，“更多的象征一个司法系统对社会的公开态度”，“至少说明它（司法）愿意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对它的评价。”

注册登录或导致自我审查？

中国媒体其后称文书网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资源库”，亦有媒体曾言，利用文书网资料完成反腐调查报道。裁判文书网网页显示，目前的文书总量逾1.6亿篇，访问总量超过1226亿次。

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托马斯·克罗格（Thomas Kellogg）向BBC中文指出，司法透明化的趋势始于2010年代初，由时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大力推动，核心是加强中央对庞大且分散的司法机构的监督，同时党的领导层亦希望藉此改善司法决策。

然而，BBC中文记者实测网站功能，目前点击搜寻后须以支付宝注册帐号，并以手机号码或社交媒体等方式登录才能使用相关功能。

克罗格表示，资料库推行注册制，意味着使用行为或被追踪，反过来可能导致中国用户在公开评论资料库的内容时自我审查。

另一名被吊销执照的中国维权律师谢燕益向BBC中文表示，文书网使用门槛高，近年未曾成功登陆，他更加关注文书网运作背后有否具体的监察机制，反问“中国一年有多少案件，出了多少裁判结果？我们如何判断不是选择性的发布？靠自己监督自己行不行？”，并质疑“他不公开，你又能怎么样？你能如之奈何？”

文书上载量骤减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伍雷认为司法改革的主调也变成“对党的忠诚”，“司法公开的宗旨并不符合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目的，他认为公开了不好，对他来讲，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人民群众可以透过文书网找到政治犯、上访或结社的案件，便会质疑“为什么你要判人家？”

他观察，在几年前开始，网站公开文书的质量与数量大幅下降，很多案件资讯属不公开，又指身边的同行已经少用裁决文书网，也因资料不全面，研究价值大减。资料显示，2022年轰动一时的“铁链女案”引起社会对拐卖妇女的关注，其后有涉及拐卖的判决书从网上被移除。

近年官方连番改动文书网，上载文书数量由2020年的1920万件，减至2024年约969万篇。2023年底，官方拟于翌年推出“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支持“全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惹来只供内部使用的担心。当时官方回应记者提问时，提及文书网有三大不足，包括数量庞大检索不便利，信息披露影响当事人及数据被网络爬取衍生的问题。

最高法同时强调称，“公开”与“公布”不能划等号，司法公开并不意味着所有司法信息都要在网络上发布。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年至2028年）曾明确指出，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资料安全、公民个人资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完善上网文书隐名规则和庭审公开规则，推动加强对不当使用司法公开资讯行为的监管。

2024年6月开始，裁判文书网采取隐名处理当事人信息，自然人只留姓氏，企业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

“资讯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Fordham Law School）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熟悉中国法律，亦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中国事务高级研究员。

他向BBC中文表示，裁判文书网本身是改革时期的产物，曾被视为迈向“阳光司法”的重要一步，当时中国当局致力透过司法与行政透明作为治理工具，以建立公众信任并约束地方官员，“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明克胜指出，在分析这一波“法官匿名化”时，应避免单独视之为司法透明度下降的指标，因为文书网早已面临多重压力，当中有部分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官方过去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减少上载案件、引入注册要求及资讯匿名化等。他认为大量删除案件数量更值得关系，并引用另一名法律学者李本（Benjamin Liebman）的研究指出，当局常用以压制异见者的“寻衅滋事”等口袋罪的案件已被移出资料库。

明克胜分析，当局一方面担心某些政治或社会敏感议题的案件引发过度关注，但强调“并非所有压力都来自政治”，因商业机构曾经爬取资料库，用于开发产品与工具（如信用评分或背景调查），有可能永久影响涉案人士；中国法官与官员曾遭遇骚扰、甚至暴力攻击，文书网的透明度可能加剧风险，匿名化操作反映官方试图保护人员免受类此压力。

“中国当局更清楚意识到，资讯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必须更严格地管理、控制与展示，”他表示，中国的一党体制一向在这一原则下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