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中国科协发布公告，撤销杨晓明、徐佐所获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状，收回奖章和证书。

全国创新争先奖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设立，按固定周期评选，面向科技工作者个人和团队，在国家层面科技人才荣誉中位置很靠前。

外界注意到，这次撤奖发生在案件进展已经公开之后。杨晓明被撤奖前，纪律审查和司法程序已经启动并有了对外通报。

奖励机构在这个时间点追撤荣誉，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工作上的贡献可以记录在案，行为上的底线不能模糊，荣誉也不是拿到就一劳永逸。

杨晓明长期在国药体系从事疫苗研发和产业化工作，曾任国药集团总工程师、首席科学家，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等职务。

新冠疫情暴发后，他参与推进新冠灭活疫苗的研发和上市，有一段时间被媒体和一些业内人士称为“新冠疫苗之父”。

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4月，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终止，相关职务同步被撤。杨晓明涉嫌在疫苗生产设备采购、科研资金审批等环节中，收受巨额回扣，同时违规转移研发资金，涉案金额达数亿元。

到了2025年10月前后，案件进入更明确的司法阶段，方向集中在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等。

一个月后，科技奖励体系宣布撤奖，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处理链条：先有组织处理和问责，再有案件进入司法程序，随后荣誉追溯跟进。

公告文字里重点写的是“违纪违法”，没有把撤奖理由写成科研造假或技术失误。对公众十分敏感的疫苗安全问题，现有公开材料多次强调：个人涉案行为与疫苗质量安全没有联系，疫苗质量经权威检测和监管体系验证，没有发现安全性问题。

对相关部门而言，一方面要按程序追责，另一方面要避免把个人廉洁问题扩散成公共卫生产品风险，这条线拿捏起来并不轻松。

为何撤奖：从受贿到权力寻租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杨晓明被追责的重点不在学术不端，而在职务行为的清廉和合规。公开信息提到的主要法律问题集中在两类：

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

受贿行为通常出现在招标采购、合作准入、项目审批、经费拨付等环节，利用职务上的权力为他人办事，收取不合法的财物回报。滥用职权一般指越权决策，绕开集体决策和监督程序，违规干预流程，导致公共资金使用秩序被打乱，国有资产面临更高风险。

这些行为具体发生在哪些项目、涉及哪些单位和个人、金额如何认定，还需要等待起诉书、判决书等司法文书的公开。

这类违法指控一旦出现在医药和疫苗领域，很容易引发社会关注，背后原因很现实。

疫苗属于强监管产品，研发、临床、审批、批签发、上市后监测等环节，都有相对明确的制度关口，单一个人难以在技术链条上完全掌控全局。

资金和采购链条的情况更复杂，专业门槛高，信息差距大，资金量也更可观，容易出现灰色空间。

在大型央企体系中，既掌握技术话语权又握有管理权的关键岗位人员，可以同时影响技术路线、供应商选择和经费安排，一旦在这里出现权力寻租，影响面会更广。

为何要强调“与疫苗安全无关”在舆论传播中，“人出问题”很容易被简单理解为“产品也有问题”。

疫情记忆还很近，任何与疫苗研发关键人物有关的负面信息，都可能被放大、被误读，甚至被谣言利用。

相关部门在信息沟通中反复强调“与疫苗安全无关”，首要目的是稳住公众对疫苗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基本信任，避免把廉洁问题直接拖到公共健康恐慌的层面。

另一个目的，是把问题拉回两条清晰的轨道：疫苗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交给监管数据、真实世界研究和药物警戒体系去回答；违纪违法问题，由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程序来处理。

两条轨道都重要，各有边界，不能混在一起。

功劳不等于护身符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对创新成果的一种认可，也带有示范和引导作用。撤销奖状、收回奖章和证书，说明奖励体系对获奖人可以事后核查，也可以按规定把荣誉收回。

这类处理针对的是获奖人的违纪违法行为，处理的是人和责任，不是在对科研成果本身下“成果不成立”的结论。

荣誉是一种公开的背书，靠的是社会信任。获奖人一旦出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荣誉还留着，奖项的可信度会下降，也容易给行业带来错误示范。

把它放到新冠那段经历里看，这个问题更容易引发情绪。疫情期间，传播里常用“英雄叙事”，把复杂的系统能力和集体投入，压缩成少数人的标签，方便集中资源，也方便稳定预期。个人被捧得越高，出问题后的反弹就越大，相关团队和机构也更容易被牵连。撤奖和案件推进在时间上靠得很近，传出的底线很清楚：科研贡献可以肯定，违法违规要追责，两件事分开算，不能互相抵消。

同样被撤奖的徐佐，也曾在国药体系内担任重要岗位。两人一起被撤销荣誉，说明一个更明确的变化：

科技荣誉体系在建立“退出机制”。

疫苗这类成果很依赖产业链，研发、生产、供应链、采购、推广等环节都紧密相连。很多荣誉既讲科学贡献，也讲组织协调。

关键人物在廉洁环节失守，受影响的不只是个人名声，也会影响公众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机构的信任。

更现实的问题是，怎么把这种“一个点出事，带动一片受损”的风险降下来。紧急状态下，审批提速、产能扩张、供应链加速运转，动员力度被放大，个人光环也会跟着放大。

紧急状态过去后，治理要回到常态规则，更要把经费使用、采购、合作等环节讲清楚、公开出来，让每一笔钱、每一次合作都能查得明白。

反腐延伸到科研治理：经费与采购更需要透明

从更大的治理角度看，这起事件让人看到科研和产业结合中的一些制度空档。疫苗研发投入大，专业要求高，经费多、采购多、合作多，管理本来就更复杂。

如果主要靠个人自觉来维持秩序，而关键环节又缺少制衡，一旦权力用了不对地方，问题就会从钱花得不合规，扩大到损害社会对科研和公共产品的信任。

在国企体系里，滥用职权的表现往往很细碎：

该走的流程被跳过，该公开比价的环节变成不公开，该集体讨论的事项落到个人手里。这样的做法一旦和受贿连在一起，撤奖的意义就很清楚，是在提醒公共资源的使用必须守规则。

不少业内人士提到，下一步更需要能落地的治理办法。

采购和招标环节要做好。

穿透式审计和价格对比，重要项目的价格形成过程要有记录，能查得出来。

科研经费使用要做到全流程留痕，责任划分清楚，出了问题能找到人，也能找到环节。重大项目和供应商选择时，要让利益关系说清楚，出现冲突时能主动回避。

关键岗位人员要定期轮岗，外部第三方评估要形成固定做法，引入更多独立视角。技术部门、采购部门、财务和审计之间，要把职责分开，让彼此形成牵制。

廉洁风险也要进入科技项目管理全过程，把风险控制往前推。制度越细、越明白，就越不需要靠一次次个案来付代价。

结语：

把科学交给证据，把问责交给制度

杨晓明的荣誉被撤，核心是要把两条逻辑说清楚。疫苗的科学评价交给证据、监管体系和数据去回答；对权力失范的追责交给法律、纪律和制度去处理。

减少“某某之父”式的个人神话，降低对单一人物的依赖，更强调团队贡献和系统能力，有助于减轻信任被反复拉扯的风险。

让荣誉服从底线，让资源服从规则，让监督穿透专业壁垒，这类事件带来的震荡才更容易被控制在制度框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