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历史上产生状元最多的城市，那就不得不提苏州了。说起苏州，现在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或许是精巧绝伦的苏绣、热气腾腾的苏式汤面、甜糯可口的梅花糕，又或许是冠绝天下的苏州园林。但如果你要问古代人，清初的散文家汪琬会回答：“苏产绝少，唯有二物”，一为梨园子弟，这其二呢，就是名扬天下的苏州状元了。（钮琇《觚剩续编》卷四《物觚·苏州土产》）徐珂也在《清稗类钞》中写：“苏州有三多，曰多状元，曰多妾，曰多名妓。”并指出“鼎甲之盛莫盛于苏州府”。

　　根据学者李嘉球先生在《苏州状元》中统计的数据，自隋朝创立科举制度开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为止，全国共有文、武状元七百余名，其间苏州共出50名，其中文状元45名、武状元5名。就在有清一代，苏州就出了26名状元，占江苏全省状元数的53.06%。“状元之乡”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苏州为什么能走出这么多状元呢？

　　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

　　苏州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有着“状元之乡”的美名，隋唐至北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在西安、洛阳、开封一线，也就是在黄河沿岸，北方的状元更多。南方的状元开始超过北方，是从南宋开始的。

　　状元扇面展。来源/苏州博物馆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赵构在应天府继位（1127），改元为建炎，之后辗转于建炎三年（1129）到达最初的南渡目的地——江宁，后改称建康府，但完颜宗弼（兀术）很快就率领三路金军南下，赵构又再次出逃。建炎四年（1130）完颜宗弼攻入临安，赵构遁于海上，到了当年二月，宗弼因孤军深入，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开始撤兵，但经此一遭赵构再也不愿回建康，于是在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赵构以绍兴“漕运不继”为由，移驾临安，翌年正月十四日抵达临安，最初称为“行在”，至绍兴八年（1138）才正式定为都城，宋朝也由此完成了政治中心的南移。这一重大转变不仅改变了南宋的政治地理，更重塑了中国的文化版图。

　　南宋初期，适逢战乱，整个江南都处于动荡之中，百废待兴，第一次省试是在绍兴五年（1135），此时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区基本上处于金人的控制之中，南方状元数量逐渐增加。

　　整个南宋期间，苏州共出过7位状元，而在北宋的167年间，苏州只出了一个状元莫俦‌[政和二年即1112年状元]，后因降金遭贬‌。这种数量上的差距，也和宋室南迁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除了政治原因，更根本的还是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苏州本就物产丰富，被称为“鱼米之乡”，在西汉时期就是江东中心，相比于北方，也少了许多战乱的侵扰。自隋朝大运河开通以来，南北经济的交流逐渐频繁，也就使本就富庶的苏州更上一层楼。至唐代，苏州已是“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自到郡斋走笔题二十四韵》）。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苏州任刺史时，曾留下许多描写苏州风物的诗篇，“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白居易《登阊门闲望》）也反映当时苏州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在南宋时更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可见苏州的繁盛。元代郑元祐在《侨吴集》中写道：

　　“惟东南富庶为天下最，若吴之赋入则又为东南最。”

　　明清时期，苏州府所缴纳的税粮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丝绸、棉布行销四海，明人王锜在《寓圃杂记》中描述苏州：

　　“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张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

　　这种持续的经济繁荣，为文化教育的兴盛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

　　江南经济的逐步起飞，使得江南成为人才的聚集地，也为苏州文教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百姓们衣食无忧，自然也就追求起精神上的富足。于是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代，在这样富庶的苏州，人们纷纷筑起藏书楼，支持子孙后代们考取功名，来保障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

　　千年的重教风气

　　除却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苏州状元的兴盛也离不开苏州源远流长的重教风尚，《吴郡志》中记载，“其人君子尚礼”“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这种尚文重教的风气历经千年而不衰。

　　北宋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调任苏州，在苏州城南得到了一块名为“南园”的土地，此地风水极佳，据“堪舆师”说，若是在此处定居，子孙会科甲不断、公卿辈出。不料范仲淹听后说：我在这里安家，只有我一家富贵；不如在此建个学舍，让吴中子弟都来接受教育，大家都富贵。于是他在这块叫做“南园”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学校，这就是后来的苏州府学。之后范仲淹请胡瑗为首任教席，确立了因材施教的“安定教法”，首开东南兴学之风，著名学者纷纷来苏讲学，一时盛况空前，“学者甚众，登科者不绝”（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由宋至清，有20位状元曾就读于苏州府学，苏州府学也就成为苏州文运昌盛的象征。范仲淹不仅自己捐了地，还向朝廷建议重视办学，认为“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也正是这种思想滋养了苏州的文脉。

　　范仲淹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除了官学，苏州的私家教育也相当兴盛，家庭教育在苏州士人的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说，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苏州处处浸润着重学重教之风。而这种风气不仅影响了为科举考试读书的士人，也为苏州催生出了一众才女。

　　明清时期，苏州涌现出了大量闺秀诗人和画家，“吴门多闺秀，如沈散花、汪玉轸、江碧珠等，俱能诗”（施淑仪编《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这些才女没有办法像男子一样考取功名，却以深厚的文化素养，在家庭中持续产生影响。这些才女大多出身文化世家，她们出嫁前受到良好的教育，出嫁后就将自身的文化资源传递到其他家族，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明清时期的苏州状元，就有许多是受到母亲的悉心培养。

　　如清代昆山徐元文“兄弟三鼎甲”，其母就是顾炎武五妹，父亲远游，兄弟三人的学习和教育都系于母亲一身。又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苏州状元石韫玉，出身普通的士绅家庭，父亲常年在外远游，他从小就跟随母亲读书，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母亲每日亲自督课，为他讲经，正是这些闺阁教师，为苏州状元的成长提供了最早的启蒙。

　　成熟的应试体系

　　除了上述的经济基础和重教风气外，影响着苏州状元产生的最大因素仍然是——科举。说到底，状元是通过科举考试产生的，那么为了成为状元，就必然要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做到烂熟于心。在科举考试的时代，古人也有着自己的应试技巧。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八股成为科举的定式，八股文写得好与不好直接决定了学子们的未来仕途。八股格式僵化，内容也限于四书五经，虽然常常被诟病“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严复《救亡决论》），但也为应试技巧的发挥提供了空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应试体系。

　　状元及第镜，明。来源/故宫博物院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考取功名的苏州士人自然也就重视起八股文的学习和写作，顾颉刚曾在《苏州史志笔记》中评论道：

　　“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之才能，其技术性在全国为最高。”

　　历史文化的积淀使苏州出现了一批掌握八股文技能的高手，这些人在金榜题名后往往又会被苏州当地士族请来讲学，传授技艺，由此形成了一种极其高效的应试教育体系和文化传承机制。就如明朝的王鏊和瞿景淳、清朝的韩菼（tǎn）都是苏州人，这些都是当时八股写作的大家，往往会引起当时士人的追捧。

　　《贺况郡侯吴县出状元诗》碑，明正统四年（1439）。来源/苏州碑刻博物馆

　　除了考场上的发挥，官场上的联络也是必不可少的。苏州人不仅擅长科举，更精于仕宦。明清两代，苏州进士近三千人，这些科举成功的家族通过姻亲、师友、同乡等关系相互联系，形成庞大的官僚网络。以著名的“苏州状元世家”为例，申时行家族与文震孟家族等多有联姻，强强联合。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为苏州士人参加科举提供了宝贵的人脉资源和信息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苏州状元在仕途上往往表现出色。明代八位苏州状元往往官至尚书、内阁辅臣，清代的苏州状元也有许多官至一二品大员。这种科举与仕途的双重成功，反过来又强化了苏州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使得苏州成为历史上产生状元最多的城市。而今日的苏州，虽然科举已成历史，但重教尚文的传统仍在延续。

　　苏州状元博物馆。来源/苏州文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