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高女士和丈夫决定带着两个上中学的儿子从上海移民到帕洛阿尔托，他们希望此举能增加儿子们考上好大学的机会。

尽管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但其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数量却不到美国的一半。

“纯粹从数学角度来看，美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比中国学生多，”高先生用普通话说。“我的目标是让我的孩子考上名校。”

高先生是过去十年间从中国移民到湾区的众多中国父母之一，他们主要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从201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日益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的抱负。

许多人的梦想是“攀登常春藤”，或者说“爬藤”，这是一个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普通话短语，指的是美国常春藤盟校教育带来的向上流动。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些都是每个家庭都关注的焦点，”上海最大的美国私立高中教育咨询公司之一——尚南希之友的管理合伙人苏妮妮说道，“对于把教育视为投资的东亚家庭来说，大学的品牌效应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虽然中国最富有的家庭历来都有将子女送往美国私立学校就读的传统，但许多像高家一样负担不起私立学校费用的家庭，则选择移民到美国一流的公立学区，包括硅谷。

尽管帕洛阿尔托联合学区是全国学术竞争最激烈的学区之一，但对于许多中国移民家庭来说，它代表着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可以替代压力更大的中国国家教育体系，该体系以高考这种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大学入学考试为核心。

每年参加该考试的1000万学生中，只有约5%的人被中国顶尖的100所大学之一录取——这一录取率堪比美国的常春藤盟校。

周三，帕洛阿尔托高中学生徐美玲（Melody Xu）在结束当天最后一节课后，与母亲周多丽丝（Doris Zhou）打招呼。徐美玲和周多丽丝是帕洛阿尔托众多华人移民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搬到这里主要是为了子女的教育。

根据州政府的数据，过去十年间，帕洛阿尔托联合学区以普通话为母语的学生人数和比例稳步增长，从 2015 年的 10% 增长到 2024 年创纪录的 14%，而全县的这一比例约为 6%。

硅谷附近城市的学区，包括弗里蒙特联合高中和库比蒂诺，也居住着大量讲普通话的人口。

帕洛阿尔托学区总监唐·奥斯汀表示，该学区是一个“目的地学区”，长期以来“受到科技产业和斯坦福大学的影响”。

然而，自2020年以来，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的入学人数有所下降。致力于美中关系的经济发展非营利组织GlobalSF的执行董事达琳·邱-布莱恩特表示，在川普第二任期的反移民政策和不断升级的美中紧张局势的背景下，今年的招生工作更加艰难。

“美国并不欢迎中国人，”邱-布莱恩特说。“这就像，我们是不是都要被逮捕、被关起来？”

在唐纳德·川普总统上任之前，帕洛阿尔托对向往西方的中国家庭具有吸引力。

在硅谷中心地带，帕洛阿尔托的两所高中常年位列加州公立高中前十名。帕洛阿尔托高中（简称“帕洛阿尔托高中”）每年约有十几名毕业生进入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就位于帕洛阿尔托高中的街对面。它的竞争对手冈恩高中去年则有近二十名毕业生进入斯坦福大学。

高女士搬家前，向一位两年前移民到湾区的朋友征求意见。朋友说：“如果你的经济状况允许，我建议你住在帕洛阿尔托。”

为了做好准备，高女士和她的丈夫在搬家两年前就把儿子们从公立学校转到了上海的一所国际学校，以便他们能够提高英语水平。

和许多为了子女教育而移居美国的中国家庭一样，高先生通过EB-5 投资移民签证计划移民美国。该计划要求外国人投资 50 万至 180 万美元（通常用于 房地产开发），为美国人创造至少 10 个就业岗位，以换取绿卡。

帕洛阿尔托高中的学生徐美玲（Melody Xu）多年来一直专注于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后来转而学习人文科学，她经常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学习。

“我们的目标是教育，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获得合法身份，我们就很满意了，”高说。

巴鲁克学院传播学系助理教授陈宇晨（音译）对EB-5投资移民项目进行了研究，发现许多投资者是陪同子女赴美留学的母亲。她们自称“陪留学妈妈”，这是一个普通话词汇。孩子的父亲通常会留在国内工作。

陈女士说：“母爱和关爱之情在母亲们决定来这里投资 EB-5 项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多丽（Doris Zhou）在2019年带着女儿徐美玲（Melody Xu）和丈夫从上海搬到美国之前，从未到过美国。

2019 年和父母（母亲 Doris Zhou）一起移居美国的 Melody Xu 说，她一直惦记着父母：“他们移居到了另一个国家。如果我失败了，这一切岂不是白费了？”

周女士是重庆人，搬家时会说一些英语，她的丈夫也会说一些基础英语。她放弃了父母和在一家瑞典跨国公司的高薪工作，搬到了旧金山湾区，现在在斯坦福大学从事行政工作。

这家人一直认为，对梅洛迪来说，西式教育比传统的中国公立教育更好。

周用普通话说：“它鼓励你提出问题、挑战权威、自由表达自己。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很多机会不会为你敞开，它更依赖人脉关系。”

周女士一家是通过亲属移民申请绿卡移民的。她的姐夫是美国公民。为了让梅洛迪打好英语基础，他们在她10岁搬家前，就把她送到上海的一所双语私立学校读一年级。

梅洛迪来到帕洛阿尔托的简·L·斯坦福中学时，她说她很惊讶这里竟然没有家庭作业。在上海，有些二年级学生甚至要学习到晚上十点。

在中国，她总是为成绩感到压力。但不久之后，她来到美国后开始经历另一种焦虑。她说，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关于进入顶尖大学的要求——SAT分数、GPA以及“疯狂的课外活动”，比如“发表过研究成果” 。

徐现在是帕洛阿尔托高中的一名高二学生，她说自己专注于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她的父母安慰她说，即使她没能考上什么“顶尖大学”，也没关系。在多年追求理工科（STEM）之后，她转而投身人文领域，并在学校的学生广播网担任执行制片人。

不过，她仍然觉得，“我的父母为我做了很多。他们移居国外。如果我失败了，这一切岂不是都白费了吗？”

帕洛阿尔托的许多“学习型妈妈”在搬家后都会继续接受自己的教育。

莉莉·邱是WizChinese的会长，WizChinese是一个于2014年在帕洛阿尔托成立的华人父母互助组织。她说，他们为新移民父母组织研讨会，并就从大学申请到让孩子参加AP课程等方方面面提供建议。

在库比蒂诺公共图书馆的普通话双语故事时间里，艾薇·林和她的儿子科林正在制作感恩节手工艺品。

该组织财务主管徐安表示，许多人经历了文化冲击，尤其是美国大学录取制度的“黑箱”性质，这意味着录取是基于多种标准，这与中国相对直接的入学考试截然不同。

或许最切实的挑战是语言障碍。

温迪·史的儿子上一年级时，在帕洛阿尔托小学操场上撞到了头，缝了十多针。史女士2014年才搬到帕洛阿尔托，当时她是一名“备考妈妈”，不会说英语。“我当时吓坏了，”史女士用普通话说。

施女士说，如果换作一位讲英语的家长，她可能会严厉斥责学校，说她的儿子是在学校的监管下受伤的。如果她身在中国，她肯定会这么做。但她没有，而是自掏腰包支付了缝针的费用，之后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帕洛阿尔托学区董事会成员罗文娜·邱（Rowena Chiu）是香港移民的后代，她说她认为讲普通话的移民父母往往不参加学区董事会会议，因为存在语言障碍和不鼓励自我倡导的规范。

邱说：“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亚裔家庭面临的困境在于，他们被认为享有特权。但即使是享有特权的家庭，也可能因为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而遭受不平等待遇。”

在库比蒂诺公共图书馆的普通话双语故事时间里，Peggy Liu（中）和儿子 Lennon Yu 一起玩耍。

其他困难则更为深层次。

高女士感觉自己2018年搬到帕洛阿尔托后经历了一次“重生”。她离开了年迈的父母和化工行业的高薪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她在美国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做销售助理。她说，她的中国文凭在这里没什么用。

在上海，她有能力雇佣两个保姆做饭打扫。而在帕洛阿尔托，她却发现自己要同时扮演母亲、司机和厨师的角色，照顾两个儿子。

“我们来到这里，就成了无名小卒，”她说。“在上海，我们是社会上的重要人物，可以利用各种资源来帮助孩子。”

通常是她的儿子们在教她。起初，她曾逼着大儿子重考SAT，想争取更高的分数。但他解释说，和高考不同， SAT分数并非大学录取的唯一标准。于是她就不再追问了。她说，她现在更像一个“美国家长”，不再把大学的声望视为最终目标。

“我发自内心地认为，我的孩子们已经超越了我，”她说。

她20岁的大儿子目前在圣克拉拉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18岁的小儿子则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计算机工程。在学校里，他们一起组建了一支爵士乐队，培养了对音乐的热爱。她认为，这些都是他们在中国无法体验到的。由于疫情，高女士没能陪伴父亲走完人生最后一年，但她说：“我不后悔，因为我能见到我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