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者JESSICA GROSE文章：老一辈人总爱对年轻一代的职场抱怨不以为然。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舆论似乎没完没了地评论我们千禧一代如何懒惰、自以为是，就像当年说X世代是懒虫一样。如今Z世代又被贴上“没法胜任工作”的标签，只因他们不求上进，或是想当网红——仿佛互联网摧毁了他们的理智。

Z世代其实不该背负这种草率的诋毁，因为过去十年间，找到并保住一份入门级工作的整个过程，已经变成了一场令人筋疲力尽、失去人性的折磨。

眼下的就业市场确实显得严峻。罗斯福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马多维茨形容它像“一场可怕的大塞车”。他说：“如果你刚从大学毕业，就像在试图并入一条高速公路，而没人愿意让你进来。”像爱彼迎和Intuit这些公司的管理层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于如何保持精简、削减员工人数来换取短期利润几乎是津津乐道的态度。

早在眼下的经济停滞期开始之前，职场的体验对年轻人来说就已经是煎熬了。今年早些时候，我的同事戴维·布鲁克斯与一名大四学生对话，后者称美国年轻人是“被拒绝最多的一代”，激烈的竞争已渗透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是享有特权的名校精英亦难幸免。

因为如今大多数求职申请都是在线提交的，比几十年前纸质申请的门槛低得多，所以每一个空缺职位都意味着要与上百个竞争者较量。资源稀缺和匮乏的感觉，则开始的更早，毕竟众多精英大学还在得意地宣称录取率达到了史上最低。

如今人工智能更承担了初步的筛选工作，包括首轮简历筛选，这使求职过程进一步非人化，沦为游戏规则。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理查德·尹告诉我，当他的同学在金融业经过多轮面试后，他问及后续进展时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你不明白。20场面试里至少有19场是和机器人在聊。”

尹告诉我，求职者如今都习惯在简历里堆砌自以为人工智能偏好的关键词，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闯过数字化筛选的关卡，获得与真人接触的机会，进而争取工作邀约。或者至少建立起真实的职场人脉。他称这是个“反乌托邦”的过程。

但踏入职场后，真正的反乌托邦才开始。年轻人感到工作中的指导扶持变少了，而微管理却无处不在。27岁的斯蒂薇·史蒂文斯现居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她告诉我，她在7月辞去了在一家展览设计与制作公司的全职工作，因为她觉得自己被过度审视却缺乏支持。她说，“经理们希望你在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内完成六个人的工作。公司福利平平，难以获得职业成长或培训机会。”

史蒂文斯还提到她所谓的“监控国家的技术”——那些通过整合个人数据来评估工作投入度的应用程序——正是她感到被过度管理的来源之一。尽管如今自由职业缺乏福利保障且收入不稳，她却因能自主掌控时间与工作节奏而备感轻松。

过去几年，雇主一直在使用所谓的“老板软件”来追踪员工的工作效率。《纽约时报》在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各个职业领域和薪资等级中，雇主都在监控键盘使用频次、移动轨迹与通话记录，并且会扣除他们认为员工在“偷懒”的时间。

这种监控方式并没有考虑到一些事情，比如同事间的交流、思考——你懂的，用大脑思考——更遑论给仓储工人留出避免身体透支的必要休憩。至少年长的员工还记得在这种监控无处不在之前的时代，如今他们的职位也足够高，有资本去抵制极端的监视行为。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七月份发表的一份工作文件的发现，因此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文件称美国年轻劳动者的绝望感在过去十年里持续上升。两位合著者——戴维·布兰奇弗劳尔和亚历克斯·布赖森——分析了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数据，这是一项针对40万名美国人的年度联邦健康调查，重点关注过去一个月中，劳动者经历的“不好的心理健康日”的数量，即那些“充满压力、抑郁和情绪问题”的日子。他们据此建立了一个“心理绝望指数”，并将不同人口、职业和教育背景群体之间的心理绝望程度进行了对比研究。

布兰奇弗劳尔与布莱森发现，25岁以下职场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其痛苦程度普遍与失业者相当——这一现象在过去几年才出现。绝望情绪的上升在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尤为显著。去年，25岁以下人群的工作满意度比55岁以上人群低了大约15个百分点。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调查显示，在同年，其他所有年龄组的满意度都在上升。年轻劳动者的不满在过去一年里尤为明显——无论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市场的不确定性，还是新冠疫情后的倦怠与普遍不满交织形成的某种恶劣组合。

我打电话给布赖森，想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年轻劳动者如此不快乐。他提出了两个假说。其一是，工作满意度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年轻人抬高了幸福预期，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不断与同龄人比较，结果却发现自己的朝九晚五单调乏味，从而备感失落。另一个假说则与我从年轻人那里听到的情况一致：职场环境的确变得更糟了。

布赖森推测，虽然雇主可能并没有延长工作日的时间，但每小时被期待完成的工作量正在“加剧”，因为员工的每一个动作都被雇主记录和归档。这让员工觉得丧失了对工作的掌控力，而这种掌控感“是衡量工作质量的核心要素之一，也就是你觉得自己对所做的事情拥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不是像机器一样被人操控”，布赖森说道。

Z世代似乎对这种局面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反应。斯蒂文斯和尹都告诉我，他们认为创业现在可能比在公司打工更安全。尹说，他看到一位家人在一家财富500强企业工作了几十年，却遭粗暴裁员，这促使他重新审视传统职业路径。另一种反应则是加入工会。布赖森推测，美国年轻人中对工会支持度的回升，也许正是对抗这种痛苦的一种解药。

无论在人工智能革命中Z世代的命运将如何，我都希望长辈能对他们施以更多的同情而非不屑。至少我在二十多岁时遭遇的拒绝都是当面进行的——这如今看来竟成了我不曾珍惜的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