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2017年讲起，那年北京大兴的一个城中村着火，烧死了几个人。

　　于是，北京开始清理低端人口。

　　所谓“低端人口”，指的就是我们这种不富裕的外地人。

　　当时我住在天通苑的一个群租房里，60平左右的房间，分割成了4个卧室。

　　我租了其中一间，月租3500。

　　那天我回家，门上贴了一张居委会的告示，说政府禁止合租房，勒令我们限期搬家。

　　我没搭理。

　　于是几天后，居委会带着几个壮汉，拿着锤子和电钻，把主卧的墙给砸了。

　　居委会振振有词，说主卧本来是个客厅，中介违规隔成了卧室，这个墙砸得合理合法。

　　住在主卧的也是一对小情侣，女孩跟我爱人一样，喜欢穿各种花花绿绿的裙子。

　　那些漂亮的裙子就被淹没在尘土和砖块之中。

　　隔天，主卧的情侣搬走了。

　　又过了几天，家里突然停电了。

　　我以为欠费，就在手机上买了点电，但过了一会电还是没来。

　　室友从里屋出来，说居委会的人又来了。

　　这次，他们把我们家的电表给拆了。

　　我到走廊一看，果真，电表箱里空空如也。

　　我本想带我媳妇去住酒店的，但她心疼钱，我俩就借着手电筒的灯光，找到一盒我之前参加活动时，主办方送的香蕈蜡烛。

　　你别说，点着后小气氛整得还挺浪漫。

　　就那么对付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居委会。

　　接待我的是个小姑娘，一口京腔，问我屋子里都住了哪些人。

　　我说我跟我媳妇住了一间，另外三个房间是两个次卧，和一个厅隔（客厅改成的卧室），那个厅隔已经被你们砸了。

　　“你媳妇？”她纳闷，“结婚了怎么还跟别人合租房子？考虑过她的安全吗？算负责任的老爷们吗？”

　　她把我问住了。

　　我本以为自己挺能言善道的，甚至准备好了各种法律条文用来维权，但谁知竟一句话被她绝杀。

　　我从居委会铩羽而归，打算搬家，找一个整租的房子。

　　可谁知我刚走出电梯，就看见我这个群租房的中介，在偷偷地给我装电表。

　　我吓了一跳，我说哥们，这活你干得了吗？

　　他说你别吱声，公司给我培训过。

　　他话音刚落，我看到屋里的灯，亮了。

　　牛逼。

　　那时起，我就萌发了买房的念头。

　　但可惜我收入很不稳定，经常几个月颗粒无收。

　　毕竟我要是手头宽裕，就不会跟别人合租房子了。

　　几个月后，我走了狗屎运，一本书的版权被爱奇艺买走了，说要拍个网剧。

　　天降一笔横财，这让我有了买房的底气。

　　我看看钱包，前掐后算有个小一百万。

　　于是我开始看盘。

　　看了几个盘后我才意识到，这点钱妄想在北京买房，杯水车薪。

　　此时，一个老家的朋友找我说，要不要考虑下郑州的房子，我手里有个盘，开发商是个国企……

　　毕竟你也没有北京户口，就算买了房，依然是外地人。

　　他说的有几分道理。

　　左思右想，我决定在老家买房，将来回去发展。

　　于是，我买了朋友推荐的那个房子。

　　房本上写的是我媳妇的名字。

　　她十九岁时就跟我在一起。

　　当时她还在上大学，我在创业，项目融了点钱，我意气风发，向她吹嘘，看着吧，不出两年，你老公一定飞黄腾达。

　　于是，不出两年，我就跟合伙人闹翻了，净身出户。

　　失业后，我搬到了这个齐聚了“低端人口”的群租房里。

　　她毕业了，拖着行李来北京找我，我打开房门，向她介绍：

　　这是A房间，住着一个哥们，做销售的；

　　这是B房间，住着一个女孩，我也不知道干啥的；

　　这是C房间，暂时还没人住，中介说过两天就来人了。

　　这是D房间……也就是咱们家。

　　我挺没底气的，把那个家字念得非常轻。

　　赋闲过一段时间，我开始上班、写书、捣鼓捣鼓小项目试图赚点钱……

　　无论我做什么，她都“好啊好啊”地支持我。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说咱俩领个证吧。

　　她想都没想，就说好啊。

　　她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嫁了。

　　直到去年我俩决定出国时，才补办了一场婚礼。

　　房买得挺痛快的。

　　我们签约时，那房子已经快封顶了，约定当年年底交房。

　　签完合同的次月，就开始还贷了。

　　每个月要还款三千多，我掐着指头算算，还到第六个月，就可以收房准备装修了。

　　可六个月后，我没有等到收房的通知……

　　它停工了。

　　彼时我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毕竟赶上疫情，各行各业都不好过。

　　我托朋友去工地看看。

　　朋友说一开始，工地里还有三两个工人敲敲打打，后来干脆大门紧锁，只有一个保安站在门口玩手机。

　　又过了几个月，眼看彻底复工无望，业主们便去售楼部讨说法。

　　没等到管事的领导，折腾几个业务员无济于事。

　　大家就又到开发商总部去静坐。

　　开发商无奈，只得跟我们对话，其间找各种借口，先是说空气扬沙治理、后又把责任推给新冠。

　　最后，开发商才坦白说：没钱。

　　钱去哪了？

　　每家每户都交了几十万的首付，还每月向着银行还着几千块钱的贷款。

　　现在你告诉我你没钱盖房。

　　那我交的这些钱去哪里了？

　　没人知道。

　　开发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谁也拿他没办法。

　　我们只好开始维权。

　　维权的过程很难，在郑州的，就排班去售楼处静坐拉横幅；不在郑州的，就在网上发声，或者上国务院小程序等平台留言情愿。

　　屁用不顶。

　　直到某天，一个业主爬上了烂尾的楼里，说要从上面跳下去。

　　他买的比我早，买这个房子是当婚房用的，结果现在婚都离了他妈的还没交房。

　　“快跳啊！”围观的业主在怂恿他，“这样房子的事情就有热度了！”

　　那人终究还是少了点跳楼的勇气，被警察拽了回来。

　　后来，警方加强了安保。

　　一段时间内，那片区域的警察数量，甚至比里面敲敲打打表演复工的工人还多。

　　也多亏了那位跳楼的哥们，房子的事情才能惊动相关部门。

　　相关部门把开发商代表和我们组织起来，讨论如何“自救”。

　　我们则喋喋不休地追问，买房的钱去哪了，被谁挪用了。

　　在座的一位领导终于没了耐性。

　　他说：人家那么大个企业，是国企，背靠国家，国家的钱花到哪里去，是你能问的吗？那跟你有关系吗？

　　以及：为什么别人买的房子没烂尾，就你们买的房子有问题，是不是贪便宜了？是不是自己脑子不聪明，老想占便宜？老百姓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别总什么事都推给国家，国家不可能什么都替你们背锅擦屁股……

　　我很愤怒。

　　我想把这些发到网上，但打开微博，才发现我已被永久封号。

　　微信也被禁言，几个维权群也无端解散。

　　终于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一直过得如此拧巴了。

　　因为我总是执着于搞清楚一些我不应该搞清楚的事情。

　　愤怒过后，我冷静下来。

　　随后我开始恐惧。

　　我是做文字工作的，我知道红线在哪里。

　　这些年，我看到过许多人因为一句话，甚至仅仅一张照片就被封锁。

　　继续纠缠下去，不光我自己，甚至可能会连累其它的合作伙伴跟着倒霉。

　　再加上我后来查过一些资料，得知这个小区前面几栋楼，已经有人因为组织业主维权被判刑入狱的案例……

　　我怂了。

　　我脑海里浮现出那天居委会的壮汉们，用锤子和电钻砸碎群租房家墙壁的场景……

　　小小蚍蜉，怎敢撼树。

　　有些事情是我惹不起的。

　　我还清楚一件事：不管房子交或者不交，每个月的房贷我肯定是要接着还的。

　　我得保住我的工作。

　　于是，之后群里再有任何的维权活动，我都不再参与，气得最后群主把我和我媳妇踢出了业主群。

　　属实是众叛亲离了。

　　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干脆也放弃了回家发展的计划。

（示意图）

　　有天，一个台湾的编辑朋友找我，说我之前在台湾出的那本书卖得还行。

　　我很意外，那书是我以前在大陆出版过的作品集，引进到了台湾重新包装后出版的，我本对它不抱什么指望。

　　再一深聊，对方说其实东亚几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相似度很高，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

　　他们建议我说可以多出去看看，例如日本，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正好我媳妇有个朋友，疫情前和男友一起出去的，平时帮她在东京代购点衣服鞋子一类的东西，偶尔也会在网上聊聊在那边的生活。

　　于是那天晚上，我突发奇想，说不然咱们也去日本发展看看吧。

　　“行啊。”她又跟往常一样，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那猫呢？”她问。

　　“也带着。”我说，“咱研究研究怎么运出去。”

　　“那房子呢？”她又问，“听说已经快交房了，这次是真的要交了。”

　　不要了，我说。

　　那些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