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观点：近日，2025年诺贝尔奖各奖项渐次出炉。中国人榜上无名。而同属东亚、人口不足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今年获取两枚诺奖，日本人及日裔人士最近20多年已获取20多枚诺奖。这更加引发中国人的刺痛和思考，也让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成为热点：中国人为什么难获得诺奖？

诺贝尔奖是得到广泛认可的授予在科技与人文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者的奖项。尤其是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三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更受认可和少争议，也反映获奖得主国家和族群的科学能力、教育水准、科技贡献。

获取诺贝尔自然科学领域奖项的华人共有9人，而获奖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在PRC长期生活的，则仅有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另外8人要么是中华民国国籍，要么是美籍华人，以及民国和美国双重国籍。即便算上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中国大陆出身而获诺奖者也只有5人。这与1949年后中国长期拥有7-14亿人口的庞大体量、在国际上的地位严重不相称。

而且，中国大陆之外的各地华人只有几千万人，却诞生了8位诺贝尔自然科学领域获奖者，数量和比例远超大陆。这显著的说明，并非华人天生愚笨，且生活在非大陆地区更易取得创造性科学成就和得奖。

所以，中国人难获诺奖的原因，就自然指向了中国大陆的体制和环境。

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和科技都井喷式发展。而中国大陆却陷入长达近30年的政治暴力和动荡中。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中国大陆正在发生“反右运动”，迫害知识份子。李政道的同学、好友巫甯坤，在1951年热切地从美国返回中国，却遭到多轮迫害，侥幸存活，80年代重新离中返美生活。而同样从美国回国的姚桐斌、陈天池、赵九章、萧光琰等被害或自杀。

而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在1951年从大陆赴港，后又赴美完成学业和从事研究工作。而他的家乡河南省在内的中国大陆，历经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崔琦家人一度讨饭为生、父母在贫病中离世。若崔琦留在国内，不仅诺奖无缘，恐怕还性命不保。

即便有的中国人出身干部家庭、衣食无忧，那时也没有正常的教育和科研环境，高考都一度废止、大学被“红卫兵”派系斗争覆盖。那些残酷的岁月里，知识被践踏，科学被贬低，反智主义大行其道。如“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万斤”、“剿灭麻雀”等，都是反智色彩非常浓厚、严重不理性和违背科学规律的行为。

这样的事实已明白的告诉人们，建国后“前三十年”对中国科学事业多么严重的摧残。它不仅导致当时的科研停滞和倒退，还影响之后几十年科技的发展，毁灭了许多科学家和潜在的人才。虽然“前三十年”也有一些科技成就，但数量品质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只是劫难中的幸存物。当然，更早的日本侵华也损害了中国科学和教育发展，给中国人带来巨大创伤。 

1945年后的中国，不仅未来得及修复日本侵华的创伤，又爆发一连串内战和政治运动，让中国“雪上加霜”、对中国人“伤口撒盐”。这些创伤不仅损害了现实和物质，更造成心理损害，破坏了人们的好奇心、创造力、进取精神。

而毛时代结束、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虽然得以恢复和发展，却已与世界前沿科技脱节，民国时打下的教育底蕴已严重毁损，一切都要从废墟上重新开始。

虽然中国科教体系已重新搭建，机构数量和人员规模更是世界第一，品质也逐渐与国际接轨，但不仅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创造力是严重缺失的。而这就不能仅仅责怪“前三十年”，而更在于改开以后的问题。

改开以后的中国，科学和教育虽不再被政治极端干扰，但仍受制于政治和权力，学术自由遭受种种限制。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必须服从政治大局、听从领导命令，而没有真正的自主性。政治决策者厌恶风险、执行者官僚主义，都压制了学术的活力和创造力。

中国高中物理教科书在简介欧洲中世纪宗教禁锢科学情况的文字中，曾包括一句格言：“没有学术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科学就不能繁荣”。这句话与中国学术界人士缺乏自主性、科教环境不自由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也说明了创造力落后的原因之一。讽刺的是，这句话在2019年新版物理教科书中已消失。上位者不仅不愿改变现实，连写在书中的警示都不能容忍。

除了政治和权力对科教的限制与损害，还有中国人普遍信仰缺失、身份认同混乱等问题。相对于民国时较强烈的民族认同、自豪感、团结性，以及毛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左翼狂热，1990年代至今的中国人虽然在物质上越来越丰富，但思想上是迷惘的、信仰是空白的。中国官方宣传的“爱国主义”存在各种缺陷，已难以足够有力动员和团结国民。包括知识份子、科学家、青年学生在内的许多中国人，理想信念丧失，不知为何、为谁而奋斗，也缺乏朝气和为国家民族争光的真心，既不愿忍耐孤独、独立奋斗，也不能真诚团结、通力合作。

同时，在压抑的大环境下，学术造假和腐败盛行，师生们精致利己，也进一步损害了科教水准和创新能力。人们在缺乏自由、难以实现理想的环境里，普遍堕落，更多的是想的个人前途、如何捞取利益，而对发明创造、为国家和人类做贡献无感。学术圈勾心斗角、争名夺利，且往往不择手段、没有底线，许多人不惜践踏学术伦理弄虚作假、攀附学阀。科研和学术监督机构要么尸位素餐，要么成为斗争工具。

在环境乌烟瘴气、人心浮躁功利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潜心研究学术、心无旁骛于专业领域。而且若不会拉关系、结党钻营，也没有过硬的地位和背景，有能力和成就也会被打压埋没。唯一一位出身中国大陆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屠呦呦，获诺奖前就长期被体制边缘化，其获诺奖提名后还遭到过若干其他中国科研人员恶意举报、试图阻止她获诺奖。这样的环境，想出诺奖都难。

而中国的教育也鼓励复制、压抑创新。从小到大，中国人接受的主要是填鸭式教育、死记硬背、遵循前人和权威，而不鼓励质疑和独立思考。虽然中国也有一些大中小学进行创新和前沿实验教育，但占比极小且影响非常有限。所以中国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擅长复制他人和旧有成果，却极不擅于创新创造。

虽然这些年，中国科研和教育领域也推出不少鼓励创新和科研实用性的政策，也取得一些成就。如人工智慧和新能源方面有不少进展，专利数量和大学排名上也可看到很大进步。但这些创新和进步并非尖端，仍是对各种既有科学技术的整合、提炼、改良，及凭借巨量资源投入和庞大体量，获取的成就和相对优势。而获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学者，往往是突破陈规、超越既有科学成果、取得革命性的成就，中国人在这一层次的短板非常严重。

另外，中国的科研与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较低，从理念到方式都未完全与国际主流一致和相恰。虽然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已是中国开放程度相对较高、与世界交流较密切的领域，但仍然受制于政治、体制、国际关系、历史遗留影响等，与其他领域一样颇有“独立性”（如中国互联网在“防火长城”围绕下形成“局域网”那样）。这既影响中国科研和教育水准，也不利于诺奖评审者在内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研成就的了解、认可、接受。当然，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封闭和与国际脱节相对更严重。

在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人难获诺贝尔奖，并不奇怪。但中国人不能习惯于不获诺奖，更不应以“诺奖是西方的奖项，不得也罢”，或“诺奖也是暗箱操作，并不公平”之类观点自我安慰、不思进取。虽然诺奖也并非完全公平公正，但仍是极高权威和整体值得肯定的。中国人难以获诺奖，反映了中国科技和教育的落后，以及与国际接轨融合的不足，需要痛定思痛、做出改变。

＊作者为旅欧中国作家、国际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