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评论文章：辛亥革命，不止于一场革命，更不止是一次王朝更迭，而是中国“五四”之前真正的“启蒙之果”。

它不仅与个别基督徒有关，更深植于基督信仰所带来的观念、组织、人脉与教育体系之中。

辛亥革命，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信仰转化为历史动力的一次重要显现，也是英美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小试牛刀。

114后的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决不能离开辛亥灵魂史的记忆与反思。

一、思想层面：基督信仰提供“启蒙之士”

1. 自由与尊严观念的输入

基督信仰宣告“人人按上帝形象被造”（创 1:27），

“在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加 3:28）。

这种“人皆有尊严”的人观，滋养了近代中国“天赋人权”的思想萌芽。

1840年后，中国宣教的大门打开，英美新教宣教士大批进入。

清末教会学校课本与译著，大量引介英美自由宪政传统（洛克之自然法、孟德斯鸠之权力分立、有限政府理念等）。

“人有罪，权力亦有罪，必须受约束”，成为现代宪政的伦理前提。

2. 道德革命与制度革命并行

辛亥前的启蒙，与“五四”相反，并非以反宗教为旨归，而是一场带有信仰伦理色彩的道德更新。

主流教会虽多强调“传道优先”，但不少基督徒革命者亦认为“反专制、求公义”是信仰的自然延伸。

武汉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就常以讲台劝勉：

“民族若失公义与真理，灵魂必陷沉睡。”（据地方教会史与后人记述）

这是以信仰语言阐明政治伦理的典型表述。

3. 对专制合法性的神学否定

“唯有上帝是主”，意味着“皇帝不是主”。

这一命题动摇“君权神授”的思想根基，为反帝制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点。

二、教育与传播：教会学校与近代传媒

1. 教会教育的群体影响

武昌文华书院（1871）、博文书院（1890）、圣约翰大学（1879）、金陵大学（前身 1888、合并定名 1910）、岭南学堂（1888），成为新学与启蒙思想的摇篮。

在这些学校里，一代中国青年在几千年历史上，首次系统接触“法治—契约—公民”等现代政治概念。

2. 报刊与出版的思想传播

《万国公报》（1868）、《教务杂志》（1874）、《新学报》（1902）等教会刊物，长期、系统地传播近代思想与社会改革观念。

圣公会（19 世纪中叶来华开展事工）与广学会（1887 成立，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持续出版译著与论述，涵盖政治、科学、教育与宗教。

《猛回头》（1898）、《警世钟》（1903）、《革命军》（1903）等书，在包括“日知会”在内的读书社群中广泛流传，成为启蒙与变革思潮的重要读物。

3. 文化社团的革命孵化功能

1901 年，黄吉亭、胡兰亭在武昌高家巷圣公会救主堂创立“日知会”，表面为阅览室，实为启蒙讲坛与联络中心；

宗旨“日求一知，开启民智”，运作模式为“讲道—阅读—讨论”。

1906 年起，刘静庵、曹亚伯等加入，将其改组为两湖地区革命党的重要策应平台，与东京同盟会建立联系，设分组与联络网，联络新军与学生。

1908 年“丙午案”后遭破获，幸存成员转入地下，以讲学、布道、出版延续影响，推动文学社、共进会（均 1909）成长；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则由文学社＋共进会联合发动，而日知会在思想与人脉上发挥了铺垫与助力作用。

三、组织与人脉：教会网络的隐蔽通道

1. 牧者—革命者的双重身份

黄吉亭、胡兰亭以教牧身份掩护联络；

刘静庵、曹亚伯兼具日知会与同盟会身份；

张竹君组织红十字救护队，体现信仰的人道实践。

2. 教会作为“避难所”与通信点

长沙圣公会教堂曾掩护黄兴、宋教仁脱险；

讲坛与阅览室成为密议与传递书报的安全空间；

书信、资金经教会渠道曲折转运，降低风险。

3. 海外与留学生教会

日本、香港、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与留学生教会，为同盟会成员提供活动平台与信息走廊；

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崇文书院、圣约翰校友网络，连接起孙中山、黄吉亭、刘静庵、蔡元培等知识与行动者。

四、领袖与象征：孙中山的信仰印记（含平衡评述）

1. 受洗的基督徒领袖

1883 年，孙中山在香港道济会堂（To Tsai Church）受洗（多记载由美部会传教士 C. R. Hager 牧师施洗），洗礼名“日新”，后取“中山”为号。

他长期自称“信仰Jesus基督”，多次在演讲与书信中引用Bible；

在《建国方略》中写道：

“自由、平等、博爱者，皆基督教之大义。”

广州起义受难时遗言：

“吾信Jesus，生死不惧。”

就近代中国而言，孙中山是首位以基督徒身份领导全国革命的政治家，其信仰深刻塑造了辛亥的精神底色。

2. 政治理想的信仰底色与后期抉择

“三民主义”之“民权—民生”，受英美自由宪政与基督教社会思想影响；

孙中山还主张“以道德救政治”，将国家更新视为“道义事业”。

可惜，在 1923—1924 年的国家危机与列强压力下，他选择“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政党重组与军事统一来“先安内、后建国”。

此举旨在挽救革命、实现统一，短期内提升了动员与军事能力；

但也客观上弱化了既有的议会宪政路线，以“党主导国家”的方式取代了“宪政先行”的路径，为后续政制走向“党化国家”埋下隐患。

邓小平将孙的功绩概括为两个方面：

• • 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 • 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今天，我们既要理解其“非常时局”的抉择逻辑，也需正视其对辛亥宪政秩序之成果的冲击。

3. 其他核心人物的信仰联系

黄兴慕道多年，1913 年在上海圣彼得堂受洗；

宋教仁虽非教徒，但深受基督徒师友影响，与黄吉亭关系密切；

陈天华热读基督教译著，推崇“博爱”理念。

这些人把“公义—自由”的道德语言，转化为近代政治的可行纲领。

五、社会实践：信仰化为行动的伦理力量

1. 人道救护的公共见证

辛亥起义中，红十字会与张竹君组织救护，牧师与信徒设立临时医院、赈灾救助，把“爱邻舍如己”落实在血与火之间。

2. 宪政与慈善并进

民国初年，大量基督徒进入政府、教育与社会服务体系，继续推动宪政、教育、妇女解放与禁烟等改革；

他们相信：社会之更始，必以心灵之更新为先。

3. 政教关系的自觉

辛亥时期的基督徒并非“社会福音派”，他们普遍强调“信仰感召—政治实践”，而非“政教合一”。

以道德感召为基础的公共政治，成为中国基督徒公共神学的早期范式。

六、历史逻辑的回望：信仰与革命的内在脉络

把辛亥放入更长的文明链条，我们看到的并非中国历史通常的王朝更替，而是信仰思想的发酵与教育启蒙的累积，是一种伦理力量对历史的长期塑形。

在思想上:

Bible世界观与自然法相遇，在人心中播下“人皆有尊严”的种子；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不再只是经文，而是民族觉醒的宣言。

在教育上:

教会学校成为近代启蒙的温床，课堂、圣歌与理性并行，青年在读经与读书之间，理解“公民—责任—自由”的本义。

在组织上:

教会网络提供隐蔽通道，黄吉亭、胡兰亭、刘静庵，在讲坛与阅览室之间播撒信念，让信仰与革命的脉搏相互呼应。

在人格上:

他们不是抽象的革命者，而是有信仰的灵魂——孙中山的受洗与“道义政治”，黄吉亭以牧师之身救出黄兴，信仰既是安慰，也是出征。

在行动上:

他们将信仰化作爱，张竹君穿梭火线救护，那双救人的手，比枪声更能说明福音的力量。

在价值上:

他们追求的不只是政治与权力胜利，而是可长可久的公义秩序：

制度若无信仰支撑，宪政易腐；

革命若无道德约束，救国易变质。

他们在黑夜中守望，

以信仰支撑宪政，

以伦理约束权力，

以爱与公义驯服暴力。

七、辛亥革命的信仰逻辑（提要）

上帝论 → 否定皇权神授：

“惟上帝为主，王在神下。”

人性论 → 从罪性推导制衡：

“人有罪性，权力须受制度约束。”

救赎论 → 道德更新与社会改造：

“救国先救心，革命亦属灵的苏醒。”

这一逻辑，与西方自宗教改革以来走向现代宪政的精神轨迹互相印证；

辛亥，是其在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显影。

八、秦晖教授的洞见：启蒙的拐弯

“五四”常被称为“中国的启蒙”。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更成为主流叙事。

但更细致的历史观察提示我们：启蒙并非始于“五四”，辛亥之前的亲英美宪政启蒙已成形并结果。

“五四”其实是“另一种启蒙”：

在一批急于“弯道超车”的留日学生与亲苏人士主导下，以法兰西“科学与民主”为口号，偏离了辛亥前的英美保守主义启蒙，逐步转向国家主义与无神论的政治性启蒙，“非基”思潮并行，使“自由—法治”的中心让位于“民族—动员”。

由此，中国从英美式宪政的轨道，滑入以政党动员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实验。

历史在此处拐了大弯，风雨苍黄百余年……

结语 | 新的开始：不是新的革命，而是新的启蒙

未来，从何开始？

或许，不在新的革命，而在重回真理的启蒙——那种以信仰为光、以公义为核的英美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启蒙。

真正的光，不来自人间智者们思想的高塔，而来自能照亮人心的启示与真理。

一个民族若要复兴，必须先让灵魂被唤醒。

辛亥告诉我们：

政治可以更替制度，但惟有信仰能更新人心。

没有信仰的启蒙，容易滑向极端；

没有公义的自由，也可能沦为暴政。

在纪念辛亥那一声枪响的一百一十四年后，让我们更纪念那些在祭坛、讲台、书桌、战地，以信仰点燃黎明的人。

他们的火未熄；

他们的光仍行。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胜光。”（约 1:5）

中华民族再也不要顽梗、悖逆、刚硬，愿这光再次照亮中国的心灵，唤醒被遮蔽的良知，引领这个罪恶苦难深重的民族，走回那条以信仰为根、以自由为果的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