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苏联的矛盾肇始于对斯大林的评价，以及赫鲁雪夫不赞同毛在经济发展上的冒进路线，同时还逼着中共偿还抗美援朝向苏联购买军事物资所欠下的债款。 赫鲁雪夫倡导在新时期与欧美展开“低盪”(detente缓和)的策略，也为中共所难容。 这是中共反修立场的滥觞。

对毛泽东个人来说，由延安根据地对干部的整风改造和靠陕北民谣改编的“东方红”烘托出来的僞“神性”， 经过“三面红旗”的考验，在中共党内实际上已出现了一个“除魅” (disenchantment) 的过程。 但这段期间，最大的冲击是来自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 中共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表面上承认个人崇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良影响，尤其是教条主义倾向。 实际上，在毛的主导下，对斯大林的评价仍是抱持一种辩护的态度，强调斯大林在历史上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制定的经济发展方针是体现了马列主义的原则，因此必须坚持，不能妥协。 最奥妙的是那句“鹰也有飞得比鸡还低的时候，可是鸡永远无法飞得比鹰高。” 考虑到斯大林治下集体农场的惨况和大规模整肃异己的莫斯科审判的恐怖，飞得比鸡还低“的时候的确令人惊骇。 比较起来，毛的三面红旗大跃进造成三千六百万人在饥荒下无辜丧生，绝对是青出于蓝，不遑多让的。 这是毛飞得比鸡还低“的时刻。 可是，共产党统治的特殊之处就是领导人完全无需为错误路线和政策问责。 斯大林生前如此，毛泽东亦然。

寂静的春天

几十年后，忠诚党员、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花了很大功夫，自己花钱到处走访，记录下他父母也丧命的“寂静的春天”里，大陆各地饥荒食人的实况。 他所著《墓碑》一书，却被党魁习近平视为历史虚无主义。 何者为“虚无”，何者为“真实”，在权威之下，似乎都给压扁了。 (这里所说的“寂静的春天”不是洋人那本讲述过度使用杀虫剂所造成的没有虫鸣鸟语的书，而是中国一个村一个村的村民在大跃进后集体饿死的寂静春天。 )

毛似乎相信，他的“三面红旗”路线已能在发展策略上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他悟出的秘诀就是只有积极掌握这些矛盾，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才能解决问题。 但要积极掌握矛盾，就必须发动群众，而要发动群众，首先就必须改变他们的思想。 他所关心的显然不是生产力水平是否能够提供生产关系所需的物资基础。 他似乎确信把生产关系不断向公有制的目标提升，就必定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矛盾的产生是因为在生产关系改变的过程中，，不断有资产阶级思想从中作梗，因此就必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来消除这方面的障碍。 这就是毛记的不断革命论。 他强调，“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 ....”

在毛的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观的探照灯下，以研究《江村经济》而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就倒霉了。

重访江村

费孝通在鸣放期间“重访江村”，发现以前的江村种田只图个口粮，其他全靠种桑养蚕的副业，农业合作化后，粮食虽有增产，日子反而不好过，因为副业生产受限。 实情是农业的增产抵不过以往的全部副业收入，而副业和船只贩运活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而停止，农民只有靠饲养些羊兔来解决肉食供应的紧张，孩童也“不上学，割羊草”，令费孝通感到迷惘。 所以他苦口婆心的规劝中国当局，“不要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麽迫近，一似垂手可得。” 他指出，人民生活要和生产关系一般发生迅速和根本的变化，恐怕不是短时期内做得到的。 那么这阵风吹起来对社会主义有多大好处是很值得考虑的。” 在毛看来，这不就是要往他头上泼冷水吗? 费孝通的迷惘很快就给他带来了个人的灾难。 他被认为是“从中作梗”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代表。 而毛记“不断革命”在现实上是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倍数更高的望远镜里。 到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后期，共产党预开的支票已从“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变成“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了。

结果如何，自然不难推知。

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毛的老战友已开始意识到，不能忽视资源匮乏的障碍。 在国民收入中，积累计和消费的比重是相对的，各部门中投资分配的比例也是相对的，生产资料部门投资比例的增加，消费数据部门的投资比例就要相对减少。 不能什么都靠政治挂帅，大干快上的口号来动员群众。 不要说金属有“能趋疲”(entropy)的问题，人的劳动也不可能持续不断地靠精神鼓舞来绶紧神经。 在发展策略上，如果考虑到资源匮乏的因素，而从平衡的观点来调整经济布局，着眼于长期稳定，就不能不改变过去的积绳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如此则在短期内，经济成长的速度无可避免地会下降。 宁可慢些，但要好些。 这无疑涉及资源配置的问题。 对应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 失败后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是中共的新经济政策。

中共与苏联的矛盾肇始于对斯大林的评价，以及赫鲁雪夫不赞同毛泽东在经济发展上的冒进路线。 (美联社)

如意算盘失灵

但毛显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他坚信不断革命是社会前进的规律，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则。 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 他从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悟出的道理是，并非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生产关系。 事实上，从首先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顺序来看，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 因此他相信，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发展生产力。 这是普遍规律。” 这句在《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引文相当关键，因为毛的想法等于是颠覆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他意图将马克思对历史长期进展的观照转换为一种当前的发展策略的取向。 其实，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 它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这个经济结构，其上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这是马克思划分历史上几个大起大落的时代的研究指南。 对于生产关系的概念，他最精要的话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就此而言，毛的想法就近乎于一种空想，一种流寇称王后的奇思妄想了。

人们也许没注意到，这种毛记的思想突破，在当时西方的马克思学界也曾引起注目。 左翼人类学学者Marvin Harris 在《文化唯物主义：为文化科学奋斗》的专著中，还特别提到有关 “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的这个毛记论断。

按照毛记论断，要贯彻不断革命，必须统一意志，而统一意志的首要步骤就是要肃清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矛头针对的是不赞成进一步改变所有制的干部，因而就要祭出反右整风，迫令各层级的干部都须遵从中央的意旨。 同时，随着下放运动而层层下放的干部，为了求表现，对中央的指示自然唯命是从。 毛的一厢情愿是，只要掌握政治挂帅，依靠群众运动，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

然而，这一回，毛的如意算盘显然失灵了。 他在中央政治局里的老战友倾向于接纳刘少奇在中共“八大” 的政治报告。 那个报告基本上顺应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正式宣布阶级斗争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在新阶段应该以和平的、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的进展，不应盲目追求速度来造成不平衡，导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背离。 对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毛都能从四平八稳的表象看出内里所藏的玄虚----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因而他的反应就是“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 后来他乾脆不理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 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1958)还不准备看。” 这样的口吻俨然是太上皇在闰情绪。

现实是，三面红旗运动是要让老百姓付出重大生命代价的。 为此，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彭德怀等老战友群起批判，最后迫使他退居第二线，闭门修行。 可是收录在《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毛读书思考的笔记，却显示出他仍然坚信不断革命的真理，“在革命中，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生产力的大发展缚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这是他日后发动文革复权斗争的思想伏线。 在毛看来，阶级斗争当然远未结束，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持续而激烈的。

历史的转折充满了嘲讽。 在“大干快上”、主观盲动的冒进热潮消退后，大批来自农村的农民返乡，人民公社走向空洞化，农业合作化也向低调整，从高级社回到低级社，从低级社再退到包产到户。 国民经济是按“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许多一哄而起、盲目兴办的企业，不得不进行“関、停、倂、转”，废弃了行不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国民经济从大跃进后期陷入的困难状态(1959-1961.农业负增长; 1960-1962.工业负增长)开始复苏，在未列入五年计划的1963-1965时期，根据中共官方《统计年鉴》(1984)发表的数据，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7%，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4.7%，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 这恰足以帮助在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下，中共的发展策略步入了歧途。

对于退居第二线的毛泽东而言，这无疑是令他难堪的。 1965年8月2日，在接见访华的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侯(George Andre Malraux)时，毛向马尔侯表示，他是“独自与群众在一起”，但从1963-1965年的数据来看，“群众” 显然没有与他在一起。 那么，在他看来，群众是需要“教育”的。 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依照他的“愿景”而展开的吗? 马尔侯在《反回忆录》一书中描述毛与他会见的场景，有一句相当动人的描写。 在他笔下，毛犹如一个撑着伞的僧人在雨中瑀瑀独行，陷入哲思。 毛在思考什么呢? 不久之后，答案就揭晓了。 毛盘算的是要发动一场文化革命。

明眼人很容易看出，这是毛和马尔侯说话时，身旁的冀朝铸在翻译上做了手脚。 毛其实形容自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后来在文革期间，以《西行漫记》一举成名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71年访华时，毛在斯诺面前也讲了同样的话，翻译冀朝铸依然重施故计。 不过，这位哈佛化学系出身的著名翻译官冀朝铸，1911年外派到联合国担任主管技术合作促进经济发展部门的副秘书长。 他退休后出版的英文自传《在毛右边的人》，对毛的总结评价，倒是说了一段大实话：

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好玩，并且玩了十年，但是他要告辞了，因为马克思要召见他了。 .... 他的感叹，不是因为乱局还未理好，也不是因为人命死亡，经济瘫痪，文物破坏，万户萧疏; 而是，很简单，他要走了，不能主持大局了。 他是含恨而终的，文革还未玩完，因而他临死也不能忘记此事。 然而，文革十年，再下去，他不死，中国也要亡了。

文革十年，再下去，毛泽东不死，中国也要亡了。 (示意图/美联社)

除魅不易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分析毛泽东的心态。 对照的例子是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 1960年代，格瓦拉曾二度率团访华(1960和1965)，也见到了他崇拜的革命偶像毛泽东。 毛写的论游击战文章曾给予格瓦拉莫大的启发。 可是在现实上，格瓦拉也是个性情急躁的革命者。 他主观太强，不愿迁就现实，一言不合，就把同志当叛徒。 古巴新政权建立后，格瓦拉曾担任短时间的工业部长。 但他强调道德和精神价值，要求建立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鲜人，在提高生产力上，他极力主张精神鼓励，贬低物资刺激，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 这套想法在古巴落实的结果，却造成生产率增长的停滞。 革命家对庶民的失望，对俗务的厌烦，驱使他选择了出走，到外国去打游击，输出革命，最后命丧波利维亚。

革命英雄往往是失败的治国者。 这又回到“马上得天下”能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老问题。

古巴的革命不过是另外一个例子，它生动地说明，新政权建立后，无可避免地开启了一个世俗化(secularization)、常规化(routinization)的过程，政权的注意力也不能不转向经济事务。 对于顶着革命光还的领袖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调适过程。 因为俗务既多，而且不是那么黑白分明。 要平衡各方利益，也不是靠拥护/打倒、压迫/反抗的简单公式可以对付。 面对新情况，革命领袖难免患有某种程度的适应不良症。 难耐俗务或无法贯彻一己意志的，就要威胁上山打游击(如毛泽东)或真正上山打游击(如格瓦拉)，前者得逞后给国家带来 “浩劫”，后者牺牲了性命，却成为永恒的浪漫英雄。

反思文革，这场由毛泽东复权斗争而展开的十年 “浩劫”， 不也反映了教主型领袖在建国后的适应不良症? 但不论如何，要除魅，要去除僞”神性”，也真是谈何容易。 共产党人的确需要这块神主牌来作为护身符，就如他们在延安时期的权力斗争中需要斯大林来扮演“门神”一样。 所以，对于毛泽东的功过，中共内部有所谓三七开，四六开之类的争论，也有六中全会的神来之笔，对毛带给中国的前所未有的灾难，居然创造出“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这样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除魅的工作何其艰难。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北京见到一个出租车司机把毛像摆在前面玻璃板的角落。 我问他为何这样做。 他笑嘻嘻的回答：“辟邪呀! 没有比他更邪的了。 连鬼都怕他。”

历史的转折无疑也含有隐喻。 中共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其实是重复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正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结束的报告，只是在时间上滞后了二十二年。 不消说，这要归因于一股乱流，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从大跃进到文革形成的乱流。 这股乱流正是一元化领导所造成的。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进行多年后，新领导人习近平竟要打破相沿已久的任期规则，走回一人专制的老路?

是共产政权的必然宿命? 还是他个人头脑发胀，对大国声威的渴想? 希望藉着民族复兴来拉抬他的历史地位?

然而习近平有别于毛泽东的是，他并无革命老本可吃，又是志大才疏。 当然，志大才疏在关键时刻还能听劝， 不致一意孤行到底，如对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在民愤爆发的紧要关头，他懂得悬崖勒马，这似乎又变成一个优点了。

许成钢教授最近提出的制度基因说法，预示中共政权必将解体，也是引人注目的论断。 据许教授所称，大陆内部同意他的分析的经济学者并不在少数，只是无法畅所欲言而已。 这也是耐人寻思的。

共产政权的一块神主牌竟能荼毒至今，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啊!。

※作者殷惠敏为前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著有《最后一个租界：香港变局纪事》、《谁怕吴国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