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国官媒阅兵直播画面显示，在阅兵前，习近平与普京有如下一段对话：

这段对话由普京的中文翻译员与习近平的俄文翻译员转述，并由BBC翻译成英文。

习近平的翻译员以俄语说道：“过去，超过70岁的人很少见；如今人们说，70岁还只是个孩子。”

接着是普京一段听不清楚的说话，随后他的中文翻译员补充道：“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器官可以不断移植，越活越年轻，甚至长生不老”。

随后，可听到习近平回应说：“有人预测呢，本世纪呢，人可能可以活到150岁。”

（一）“活150岁”是“981首长健康工程”的目标

“150岁”这个数字来自何处？来自2019年9月15日中国微信疯传的一条北京301医院推出的“981首长健康工程”广告。该工程专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服务，以把寿命延长至150岁为目标。广告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平均寿命远远高于同期发达西方领导人的的平均寿命。2000年时中国领导人的平均寿命同美国相比只多出2～3年，但在2010年，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已经高出美国领导人平均寿命逾10年。该工程自称“全球第一医疗保健体系”。有六大重点，其中之一就是“器官功能再生”（另外五个分别是：防癌、防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慢病管理、健康生活方式）。该广告在放出一天后即被屏蔽。理由是“不当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形象。”

（二）官媒承认活摘器官确有其事

2015年3月15日，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取消死囚器官移植，间接承认了在中国，活摘器官确有其事。这段采访的文字版被国内一些网络转发，包括财经网也全文转载。

黄洁夫说，2014年是中国器官移植接受考验的一年，正是在打大老虎的氛围下，所以才有现在宣布取消死囚器官移植。

有记者感到不解，问：为什么打大老虎就能把这个死囚器官这个事情推翻呢？大老虎到底是指什么人？

黄洁夫回答说：”太清楚了，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原来的政治局常委…...那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楚了吗？“黄洁夫还说，取消死囚器官移植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届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支持，这一届得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支持，不然是很难做到的。

黄洁夫揭露，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链变得肮脏，大老虎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黄洁夫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死囚器官移植不透明，“这（器官）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是多少你不清晰”。死囚器官移植“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为什么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

有记者请黄洁夫把话说得更清楚些，黄洁夫回答说：这个问题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清楚了”。

的确如此。黄洁夫不敢把事情讲得太清楚。实际上他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暗示，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清楚了。

摘取死囚器官，也就是说，在未经死者（生前）同意或死者及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摘取死囚器官，这种做法明显违反国际上关于尊重和保护犯人尊严以及身体不受侵犯的规定，明显违反国际医学界最基本的伦理标准，因此性质很恶劣，问题很严重，但是还不算最恶劣不算最严重。因为利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是中共当局的决定，在中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早在1984年10月9日，中共就颁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当然，这个暂行规定是内部文件，对外保密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按照当局的规定，利用死囚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那么这中间没有多少形成利益链的空间，政法委照章办事，参与其中，按照中共的标准也就无可非议。可见，更严重、更恶劣的事情还不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本身，而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幕后。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名义下，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黄洁夫告诉我们，器官移植这件事不透明，很肮脏。黄洁夫虽然只提出了两个疑问，但已经点到了要害。

一个疑问是，器官怎么来的不知道。这就是说，器官很可能并非都是来自死囚，也许有些器官是来自其他的人。

另一个疑问是，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术也是秘密。为什么要保密？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知道了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又因为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是有统计、有数字的，两个数字一对照，如果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竟然是执行死刑数量的几倍几十倍，那岂不说明有大量的用作移植手术的器官，不是来自死囚，而是来自别的大活人！

2013年11月5日，香港的凤凰周刊发表了一篇报道“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文章写道：“过去十年，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高效得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屡见报端，有医生一年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也有病人四十八小时内两次换肾……国际医学专家对于中国庞大的器官来源不禁疑虑深重：作为常规外科手术，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点主要在于匹配器官的找寻。国际社会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需要数年的等待，为什么‘找寻奇迹’唯独在中国频繁发生？”

文章说：“大陆死刑犯人数远远少于器官移植所需的供体人群。大陆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4000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3至4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3至5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4000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12000至20000个死刑犯中挑选。然而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2000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2000人做肝移植，其余的人从何得到肝脏的呢？”

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极少极少。黄洁夫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现阶段中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大概只有百万分之零点六，也就是说，一百万人中只有零点六个人自愿死后捐献器官，十亿人只有六百个，十三亿人只有七百八十个。七百八十个自愿捐献者加上两千个死刑犯，总共不到三千。但是在中国，按照黄洁夫的说法，每年器官移植的手术多达一万多例。缺口太大了。那么，大量的用来做移植手术的器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篇文章进一步写到，“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就是有事先都已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器官市场上‘随叫随到’的超短的等候时间。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都可能是这个地下组织盗卖器官的目标。”

这篇文章引用了2010年3月《南方周末》发表的“器官捐献迷宫”，其中提到，记者采访广州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时得悉，“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这个时间正好和江泽民镇压同步。

2015年1月12日央视新闻报道“原卫生部副部长揭秘停用死囚器官：国外曾借此妖魔化中国医生”。其中提到，“器官买卖成牟利工具穷人被‘圈养’取器官”——“圈养”自然就是活摘器官了。这条报道也证明了活摘器官确有其事。

2014年7月20日，台北抗议中国活动中表演了窃取人体器官出售的场面（图片来源： Mandy Cheng/AFP via Getty Images）

（三）活摘器官仍在继续

自2015年起，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主要是死后捐献）。根据官网公布的数据，注册捐献者人数超过700万，相对于全国总人口14亿，占比约为0.50%。这比起10年前黄洁夫提到的0.6/100万，高出了8000多倍。不过在世界范围内仍然算比较低的。美国的注册捐献器官人数是1.7亿，占美国总人口3.4亿的49%，比中国高100倍。

器官移植手术有两大问题。一是时效性：器官从供体取下，到手术移植到受体，期间只能保存很短的时间，因此，要保证移植手术的高成功率，要求供体与受体在地理位置上足够接近。另一个问题是匹配问题：越匹配成功率越高，反之就越低。完美匹配总是罕见的。

在中国，器官移植首先是为中共高官服务的。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同时兼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和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这种兼任本身就表明器官移植首先是为中共高官服务的。2022年12月9日，中共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病死于北京。官方1月2日才正式发消息。另一位退休高官朱永新发文悼念，文章结尾有一段写道：“这些年来，高占祥一直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他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但是，疫情前的他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声音洪亮，完全不像一个病人。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们了。”文中强调“疫情前的他仍然精神矍铄”，疑似暗示高死于感染新冠病毒。而文中“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这句话，引发众多网民热议。朱永新的文章现在已经删除，但早有网友做了截图。

近些年来，国内频频传出这样的信息：某某人（常常是青少年）离奇失踪，然后离奇死亡，然后发现或严重怀疑有器官消失；有医生揭露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暗中交易。这些信息不能不使人怀疑，在今日中国，活摘器官仍然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