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些日子收到一封邮件，写道：“我搬出大学办公室之前，工作人员进来搬走了一个文件柜，以及那台硬盘里保存着我所有研究、教学和通信数据的电脑，这些数据积累了三十多年。当我抱怨数据丢失时，系主任回信说，‘按照标准程序’，硬盘已被完全清除。对于一名学者来说，失去一生的资料是沉重的打击。你觉得我能起诉吗？”

　　这封信来自一位我敬仰的学术老前辈，亦师亦友，当今学术界最有威望的汉学家之一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曾经访问中国，之后代表美国科学院与中国交流，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文化和时政。作为美国白人，他在全球华人中影响力颇大。这位见证中国几场政治运动狂潮的学者，没想到年逾八旬后，却在今年5月准备退休搬离大学办公室前，在工作多年的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遭到极左的多元、均等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简称DEI）风潮的迫害。

　　我看到这封信时非常愤慨，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标准程序”，而是对一个学者的刻意羞辱，刻意破坏他30年来的学术资料。学校虽然拥有处置固定资产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电脑或文件柜里的所有资料，都在法律上属于校方。

　　其中有些内容属于学者的个人知识产权。从这个角度看，学校的做法可能严重违法。几乎没有离职学者会被学校强制删除电脑文件的惯例，通常只是要求教师在一定时间内上交电脑等固定资产，并给予备份的时间和机会。

　　但为什么学校会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去迫害、羞辱一位德高望重、为学术和学校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术泰斗呢？原因是林培瑞去年于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DEI守护者来追究我了》，讲述学校早前对他的迫害，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

　　会议中反对看肤色招聘遭报复

　　事情起因是他在学院教职招聘委员会中，反对在招聘年轻教师时只看肤色而非能力。他说了一句：“（候选人X）活泼且有魅力，是的，他是黑人，这很好，但我认为他的成熟度和经验没有达到我们顶尖候选人的水平。”结果就被学校打成“种族主义”，不仅被从招聘委员会除名，还遭到院长、校长等一众校领导人的针对，甚至被大学公审，威胁降薪、开除。对林培瑞的迫害，充分暴露身份政治在大学里如何被用来压制不同声音，并惩罚那些坚持学术原则的人。

　　用“正确的身份”取代学术能力，让我联想到中国文革最黑暗的时刻。文革时讲的是“黑五类”或者“红五类”的“出身”，今天美国讲的是“肤色”，都是用人们天生不能改变的身份，来定义个人的努力和成就。

　　这些极左运动都打着“平等”的旗号，结果却制造惨烈的压迫，尤其是针对所谓“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言论。对少数族裔来说，DEI政策也是一种新的歧视：它将人仅仅简化为肤色，而不是认可个人的能力、成就与贡献。这完全违背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的呼吁：“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不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家。”

　　林培瑞的遭遇并不是个案。曾经，乔治城大学两位教授课后私下聊天，一位说：“我很不愿意说这句话……但几乎每个学期，我都会困扰，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中很多是黑人……有些确实很优秀，但总有一些成绩特别差。”另一位不敢接话，只是点点头。这段对话被学生偷偷录像举报。说这句话的教授哪怕只是陈述了一个客观现象，一样被当作种族主义者而开除，另外那个没说话的教授竟然也被处分。

　　这让我联想起文革时的“无言行右派”，个人不仅不能发表任何反动言论，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如果保持沉默，就是把对革命的刻骨仇恨深埋心底，一样要被批斗。

　　法律规定招聘不能考虑种族因素

　　还和文革一样，所谓的平权只是口号，真实目的是集权，是巩固权力的手段。自从美国大学推行DEI以来，大批学术能力平庸但身份“正确”的人被提拔为校领导人，最登峰造极的典范莫过于哈佛大学前校长克劳丁·盖伊。她只发表过11篇论文，还被发现大量抄袭。以她的学术成就，在一个正常的大学连副教授都难当上，但在人才辈出的哈佛，她却能扶摇直上，当上校长。原因在于她的身份“无比正确”：黑人、女性、海地难民的移民二代、非裔研究学者。随着这些年身份政治的歪风，她借掌管与DEI相关的行政权力而掌握教职员工的生杀大权，一路被提拔至校长。然而，她的拙劣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暴露无遗。当议员询问：呼吁灭绝犹太人是否违反校规？她给出不置可否的回答。当时与她一同出席听证会的还有麻省理工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她们也都没能正面作答。此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让公众彻底看清美国世界名校的虚伪与双标：对某些政治正确的种族，连事实都说不得；而对另一些群体，哪怕呼吁灭绝也不一定违反校规。

　　最终，在全国声讨之下，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莉兹·马吉尔和哈佛校长盖伊先后辞职。但DEI这股文革歪风已在大学校园深耕多年，早已开花结果。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之所以如此针对林培瑞，也是因为他戳穿大学的虚伪。加州法律明文规定，学校不能在招生和招聘时考虑种族因素，但校方为了迎合DEI风气而知法犯法。

　　正如《哈利波特》中邓布利多的那句名言：“人们容易原谅别人的错误，却很难原谅别人的正确。”林培瑞的“正确”，让校领导人无法原谅。就像《皇帝的新衣》，即使真相已被戳破，皇帝和文武百官也要硬着头皮把荒谬的游行继续下去。更何况，许多校领导人本身就是学术庸才，靠着身份政治爬上去；一旦挑战身份政治，改为选贤与能，那不就等于挑战他们自身的合法性？于是整个系统演变成腐烂的逆淘汰机制，甚至不惜使用“砸烂财产”这样黑社会下三滥手段，在林培瑞教授退休时，最后狠狠羞辱针对他一番。

　　我虽然心理上希望林培瑞通过法律维权，但也知道其中的艰辛。学校管理层之所以敢公然无视法律，是因为他们受到学校法务部的庇护，拥有几乎无限的资源对付争议。对学者个人而言，维权的法律成本太高了，何况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即便学校败诉，代价也是由大学和纳税人承担，而管理者却毫发无损。

　　我在给林培瑞教授的回信中写道：“他们也许能抹去你的数据，试图羞辱你，但他们永远无法抹去你的品格和你一生的学术成就。最终，我相信他们的恶行必将反噬自己。正如中国古话所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征得他同意后，我决定把这件事分享给各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