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是同一条地铁线，同样的换乘站，同样的步行路线。途经的站名，早已倒背如流。

又是一个工作日，刚踏进地铁，一股混杂着汗味、油脂味和闷热空调气息的热浪扑面而来。还好，今天车厢不算拥挤。我照例站在连接处，戴上耳机，音乐瞬间把嘈杂隔绝开来。闭上眼，倚着车厢壁，车厢的颠簸与人群的触碰不断提醒我，自己仍置身其中。

这是我七年前，在北京地铁上写下的一段文字。如今再读，感慨万千。

在那之后，我的人生像一趟不断转向的列车：北漂两年，杭漂半年，如今“加漂”已是第七个年头。三段经历给了我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能从衣、食、住、行，到工作、生活、社交，去体会不同城市、不同国家所塑造的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们无法同时生活在两个地方，做一场真正公平的对照实验。而且随着年岁增长、阅历累积，我发现自己对待同样的事物，态度正在悄然变化。心境比从前更平和，也更愿意去理解差异背后的原因。

工作加班常态 - 北京

在北京，无论是科技公司、初创企业还是投资机构，合同上写着朝九晚六、周末双休，但现实中“加班”几乎是职场的默认常态。印象最深的是有位领导，总喜欢在下班时间一小时后开会，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从七点到十点。当时我从公司到家单程需要一小时四十分钟，到家洗漱完倒头就睡。

对于加班，大家似乎也习以为常。甚至为了“加班福利”而加班：晚餐免费，打车报销。于是，周一到周五=早九点到晚九点在公司，而“家”，确切地说是“出租屋”，只用来睡觉。即便是周末，微信或钉钉消息也常常打断暂时的工作逃离。

对我这样喜欢提前规划的人来说，这种随时可能被打乱节奏的不确定性让我极其痛苦。我一度以为这是个别公司的问题，换了两次工作后才发现，这其实是行业的普遍现象——“加班时间”被等同于“敬业”“努力”，与绩效考核挂钩，效率与产出反倒退居其次。

每到下班时刻，即使手上的工作早已完成，也没有人愿意做第一个拎包离开的人。大家都在等待别人先走。在大多数人都加班的环境下，如果只有自己不加班，就会显得格格不入，明明没有做错，却凭空多了负罪感和压力感。

权力与尊重 - 杭州

为了逃离加班，我后来去了杭州的一家国企。节奏确实轻松不少：朝九晚六，中午还有两个小时的午休。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不适应——权力结构下的不平等。

部门领导似乎把“职位”同于“权力”。在那样的体制氛围里，沟通也缺乏平等感。甚至连团建活动，也常常演变成领导的“训话大会”。

平等与信任 - 加拿大

而在加拿大，职场体验截然不同。因为疫情，很多公司实行居家办公，这一习惯延续至今。周一至周五，九点到五点，中午休息一小时，通勤时间几乎归零，我第一次拥有了充裕的自由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管理者并不是“领导”，而更像是“支持者”，毕竟大家都是资本主义打工人。在左派思潮长期浸润的环境里，“人人平等”早已是文化信仰。遇到问题时，我不再独自承担，而是会第一时间向上一级求助，因为这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

记得有一次，我下班后突然有个小想法，便登录公司电脑记录，结果在线上碰见了部门老大。他很严肃地告诉我：没有任何工作重要到值得你加班到这么晚。这让我震惊——在这里，加班是在破坏规则，造成内卷，所以大家都在维护规则。

在这，我真正感受到“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这种可持续的平衡感，让我不知不觉在这家公司待了四年多，甚至会想：也许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直做到退休也未尝不可。

厌班情绪 - 共同困境

然而，即便工作时间变短、工作压力更小，“厌班情绪”依旧存在。

七年前的自己，绝不会想象不用加班、早九晚五、居家办公、年假二十天的日子会成为现实。那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神仙生活”。但人的适应能力很强，就像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提到的“享乐适应”：我们以为住进豪宅就会幸福，但那种兴奋感往往只持续一个月，之后就会变成习以为常。

所以，即便如今的我，似乎比七年前过得更轻松、更幸福，但周一清晨的痛苦程度，与当年的自己并无二致。我仍然不喜欢上班。

也许，这才是全世界“打工人”共同的困境。

国内的不喜欢，是源于被加班文化绑架，个人时间被无情侵蚀；而在加拿大的不喜欢，则来自于工作的本质——再平等、再宽松，它依旧是一种不得不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是由内而外的热爱。

也许，任何事情变成不得不做之后，都会让人厌烦。

生活住房条件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北京与多伦多的房价都居高不下，但居住体验却不同。

在北京时，我租的第一个房子月租3500元，只有一扇小窗户，确切地说是半扇窗户，光线昏暗，冬天阴冷，夏天闷热。那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住进一间有大窗户、能晒到阳光的房间。

北漂时住过的出租屋

后来因为工作变动，又搬进了一个12平米的单间，4200元一个月，与三户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吸引我的唯一理由是：它有两扇窗。可窗外只是对面的楼，毫无景色。

而北京春天的沙尘暴让我印象深刻——屋外昏黄，屋内闷热，令人窒息，想逃离那里的心在那时那刻变得无比强烈。

春天沙尘暴时窗外的天空

也许正是因为居住条件差，办公室反而成了更舒服的地方。难怪那么多人宁可加班，至少可以待在空调和明亮灯光下。那时我和小裴周末根本不愿待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每到周末或假期总要出门透透气：逛商场、看展览，旅游，甚至只是随便闲逛，也好过在逼仄的房间里煎熬。

刚来加拿大时，我租下了一套月租2000加币的现代化公寓，住在44楼，落地窗，大阳台，整座多伦多的夜景尽收眼底。洗碗机、烤箱、烘干机应有尽有。搬进去的第一晚，我们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上，却依然兴奋无比——那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房子。

在加拿大租的第一套公寓

后来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直到如今拥有了自己的小联排。虽然不如独立屋宽敞气派，但窗外就是松树林和草坪。夏天，可以在院子里伴着蝉鸣喝茶；冬天，看着雪落在松枝上。与当年北京的出租屋相比，这几乎是天堂。也正因为环境宜人，周末和假期，我们宁愿在家读书、做饭，而不愿旅游或者去嘈杂的商场。

雪后窗外景色

在北京，房子似乎只是我睡觉和存放个人物品的地方；在加拿大，住房则是生活的一部分。

房子不只是栖身之所，也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饮食

要说加拿大相比其他国家最大的优势，我认为是它的多元饮食文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这里几乎汇聚了全球的美食。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唐人街、北约克的整条华人街区，随处可见中文招牌：粤菜、湘菜、东北菜、陕西菜、川菜，还有遍地的中式连锁品牌。中超里的调味料品种，甚至比我老家的还要齐全。

因为工作和生活节奏宽松，我开始有时间尝试自己下厨。以前从未想过能做的菜肴和糕点，现在都一一尝试。每次成功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胜于外食或点外卖。

如果哪天“鲍师傅”能在多伦多开分店，那就更完美了。

娱乐

北漂时的我，才23岁，认为娱乐就是看电影，旅游，和朋友聚会，KTV唱歌，逛街购物。因为工作日太过辛苦，周末便一定要出门“犒劳”自己。而所谓犒劳，往往意味着消费。就这样，工作日辛苦打工，节假日用辛苦打工挣的钱补偿自己，每月月底，工资所剩无几。自己仿佛是一个人形干电池，给房东，商场，公司，社会运转充电赋能。

刚到加拿大时，我也延续了这一套娱乐方式。直到工作几年后，我发现自己在工作日也有不少自由时间，便开始尝试寻找真正的兴趣：养花、弹琴、练字、攀岩、网球、力量训练、读书、皮克球。

几年下来，我逐渐明白，娱乐不一定是消费，而是一种沉浸式体验：专注、放松、自我充电。相比在北京时的“补偿式娱乐”，如今的娱乐更接近一种向内的自我探索和生活方式。

社交

八年前，在北京时，大学同学和朋友还常常周末聚会。但随着大家工作忙碌、居住分散，再加上北京的庞大和拥堵，聚会的频率越来越低。再加上我本就不太喜欢待在人群中，搬到加拿大后，反倒没有感到孤独。恰恰相反，我很享受这份安静和自在。

而且，加拿大的文化将家庭关系放在首位。开会再重要，下午三点要去接孩子放学，同事说走就走。周末聚会？临时出差？不好意思，“family commitment”。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社交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工作节奏和生活方式。

总结与反思

差异本就无处不在，也无所谓绝对的好坏。文化、历史、地理位置，共同塑造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有的人适应A，就有人更适合B。

家门口的天空

对我而言，作为一个内向、喜欢规律与安静、热爱自然的人，加拿大的生活似乎更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优于”北京。换个身份，答案或许完全不同。如果我是房东，可能更希望在北京，因为租赁需求旺盛；如果我是外卖员，或许会觉得加拿大更好，因为小费文化能带来额外收入。

归根结底，适合与否更多取决于“我是谁”，而非“哪里更好”。当我们放下比较心，去理解差异背后的文化逻辑，或许就能更坦然地面对不同的选择，并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当然，也有例外—— “打工人不想工作”，是宇宙真理。

最后，愿我们都能早日财务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