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读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宫岛博史合著的《明清与李朝时代》，看到里边有一节叫《北边局势——越过长城的汉人》，这里摘录一些段落：

　　《明实录》嘉靖二年(1523年)十二月甲子记事载：“近年，各边奸民，逃入虏中，为虏奸细者多……迩年生计憔悴，徵（征）输烦苦，加以不才官吏多方刻剥，故宁有去此而就彼者，罪固可诛，情实可悯。”由此可见，为生计所苦而越过长城向北逃亡的汉人数量在持续增加。不光是一般的农民，很多负责北边防务的军人也因为对任务危险和军粮短缺感到不满而叛变，畏罪潜逃至蒙古，就连被明朝当作邪教打压的白莲教教徒也前往长城的北方寻求自由的新天地。

　　逃亡至蒙古的汉人在俺答汗的庇护下开垦土地，逐渐形成了汉人居住区。这些汉人在自己的生活据点建立了被称为“板升”的大大小小的壁垒城市，1570年前后，这些居民达到了约五万人的规模。俺答汗的根据地也筑有“大板升”，这就是后来的归化城，也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心城市呼和浩特。

　　在熟知明朝边防军内幕的军人引导下，俺答汗的军队每年都能够毫无意外地轻易突破长城防线。1550年，俺答汗兵临北京，围城八日（史称“庚戌之变”）。北京的守军闭门不出，对蒙古军在周边地区的行径束手无策。

　　很多年前，我在“短史记”也写过一篇有关长城的稿子，里边除明朝情况外，也写到了汉朝：

　　西汉元帝时期，郎中侯应上书，详谈长城的重要价值。除对外的军事价值外，侯应特别提到了长城的防内功效，大体而言就是防止归降的西域人、匈奴人回归塞外故地；防止边郡的贫困子弟投靠在匈奴的亲属；防止边郡的奴婢听说匈奴地区生活好，舍命“走线”；防止一些罪犯为逃脱法律制裁，逃亡到匈奴去。

　　◇ 图为1907年的长城

　　按照汉朝法律，非朝廷使节私自出塞，与盗贼同罪。即便如此，从汉朝流亡匈奴者依旧很多。出土的汉简记录了不少相关内容。流亡人数过多，严重影响了西汉政府的税收。汉朝后来和匈奴约定，“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意即以长城为汉、匈国界，双方都不能接受来自对方的归附者。

　　总之，长城即相当于今天的国界线，既是防范敌国打进来，也是阻止本国人逃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