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德国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的一番言论，将“北溪管道爆炸案”再次推上政治风口浪尖。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媒体采访，也不是例行的反对派批评，而是一场正面冲撞——魏德尔直指乌克兰应对爆炸事件负责，并痛批德国默茨政府在此事上的“沉默与失职”。

在她看来，默茨政府面对已经逐渐明朗的调查线索，始终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缄默。她公开质问：“如果乌克兰在外国情报机构协助下炸毁了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德国政府怎能一字不提？怎能对这种行为视若无睹？”

对于魏德尔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爆炸事件的归责问题，更是对德国国家尊严与国家利益的严肃拷问。在她的表述中，德国不应只是旁观者、受害者，更应该是讨债人、主张者。而现在的政府，却像是一个连喊疼都不敢的病人，任人宰割，却连“发生了什么”都不敢说出口。

这一番表态，既是对“北溪”事件真相的追问，更是对柏林政治操盘层“对乌沉迷”的一次当头棒喝。

魏德尔发难：乌克兰应赔，德国政府应跪？

魏德尔没有止步于情绪宣泄，她将问题直接延伸至德国的对外关系逻辑与国家战略底线。

她明确表示，德国政府不仅没有就管道爆炸事件向乌克兰问责，反而持续输血、持续供武、持续站台。这种“自愿当冤大头”的行为，在她看来，已经彻底背离了国家利益的原则底线。

“我们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700亿欧元，送去了坦克、火炮和技术设备。结果呢？他们炸了我们的管道。而我们，连一句‘你们要赔’都没敢说出口。”

她接着放出更具冲击性的政治设想：“如果我们上台执政，一定会要求赔偿——让乌克兰为他们炸毁我们国家资产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不是‘外交’，这是基本的国家自重。”

更激烈的是，她将乌克兰定义为“不值得信任的国家”，“做出这种举动的国家不是我们的朋友”，在选择党的视角中，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已经滑向一种“被利用的慈善幻想”。

而对德国政府的怒火，也不再限于北溪事件本身。魏德尔的话锋逐渐转向整个对乌政策，认为默茨政府“长期沉迷于政治正确和对乌克兰的情感投射”，最终导致国家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反复受损，形象也不断贬值。

700亿打水漂？德军赴边境引发历史噩梦

魏德尔的控诉不止于经济账本，她接着揭开德国当前在安全事务上的另一个敏感话题——德军在东欧的军事部署。

她提到，在2025年3月，德国士兵被部署至立陶宛边境及东欧前沿，并组建了第45装甲旅（立陶宛旅），作为德国首次在境外设立的常态化驻军旅级单位。这一举动，被视作德国在北约框架下对抗俄罗斯的前沿部署。对她来说，这不只是军事调动的问题，而是一次严重的“历史性倒退”。

“德国居然再次允许自己的坦克朝向俄罗斯。这是对德国历史的一种遗忘，是对先辈教训的彻底背叛。”

在她眼中，默茨政府正在复制二十世纪的灾难路径，却以“北约团结”或“欧盟义务”的幌子将这一切包装得冠冕堂皇。但事实是，一旦战争风险升级，德国将成为最早受冲击的国家，而当前的政府却像沉浸在幻觉中的操盘者，对风险不设防、对历史无记忆。

而这笔“地缘政治的战争投资”，正是德国纳税人支付的现实代价。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训练、资金援助，不仅没有换来战略回报，反而将德国卷入一个愈发复杂的安全泥潭。

魏德尔并未避讳这一问题的政治爆点，而是直接将这归结为“默茨政府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无知”，认为这是“典型的德国式道德政治在国际事务中自我崩溃的体现”。

反转派上台设想：退钱、修管、断供

魏德尔并未满足于指责，她提出了完整的政治对策清单，直言如果选择党掌权，将立即采取三项关键举措：

第一，要账。她强调，德国作为“北溪”受害方，有正当理由向乌克兰索赔。“修复管道的成本，必须由炸毁者承担，德国政府应立即启动相关索赔程序。”

第二，退钱。她认为过去对乌援助是“反智投资”，现在应推动全面追讨，并重新审查德国对外财政援助政策，防止纳税人资金被用于“资敌”。

第三，断供。在她的设想中，德国应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与财政支持，重新调整其外交重心，摆脱“将乌克兰视作战略宠儿”的错误认知。

这些言论在德国国内引发两极化反应。对于支持选择党的选民而言，这是一次对“德国自残外交”的有力批评；而对于主流执政联盟与亲欧派来说，则是“危险的退场论”和“俄罗斯的间接代言”。

但魏德尔毫不避讳这种反弹，在她看来，德国的外交必须恢复现实主义，而不是继续沉溺于战争叙事与情感援助的双重麻醉。

“不是我们的朋友”：从同盟到索赔对象的裂变

魏德尔用了一句最具穿透力的表述，为她整个观点体系定下基调——“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朋友。”

这句话标志着在德国政坛中，一种极端现实主义外交观正在成形：如果一个国家做出了敌对行为，那么即便过去曾是“伙伴”，也应被重新定义，并承担相应后果。

她对乌克兰的重新定位，其实并非孤例。在过去一年里，德国民间、商界与部分反对派内部，已开始对援乌政策提出质疑。而魏德尔的发言，只是将这种情绪集中表达，并以“管道赔偿”这一具体事件切入，将所有争议点聚焦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上：

德国该不该继续当“沉默的冤大头”？

她提出的“重新界定伙伴”“要求国家自重”这套话语体系，正逐步重构德国国内的地缘政治认知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中，乌克兰不再是“弱小但值得同情的受害国”，而是“可能已经越界的高风险代理方”。

她的讲话可能不会立即改变德国的国家政策，却为一种深层次的政治转向打下了议题基础。即便短期内无法成为主导方向，但其提出的“赔偿—退钱—断供”三角逻辑，已开始渗透进德国政治讨论的底层语言中。

在“北溪”管道的海底废墟上，一个关于德国外交自主与国家利益的新论战，正在重新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