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围绕“国家资本主义”的议论，成为美中角力的一种流行叙事。 特别是在川普第二任期，美国政府以干预市场、补贴产业、重塑供应链等强势方式，让不少观察者惊呼：美国似乎正在向中国模式靠拢。

然而，若仅止于表象的政策比较，容易陷入误判，甚至误导。 我们可以从制度基础、治理逻辑与国际影响等层次，厘清美中制度的根本差异，阐明“美国变得像中国”说法之失真。

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通常指政府主导或深度介入经济活动，藉由补贴、管制或者直接持股，影响资源配置与产业走向。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所主导的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高度集权特色——党政合一、国企垄断、私企必须服膺对中国共产党之政治忠诚; 经济手段被纳入维稳与大国崛起的战略与叙事中。

而在美国，即使川普政府积极推动高关税政策、要求企业回流、鼓励各国赴美生产制造、补贴半导体产业等措施，其大声疾呼之主要出发点仍是国家安全与产业竞争力，并未动摇美国宪政框架下的市场制度。

换言之，所谓美国的“国家干预”，是种临时性、策略性的政策调整; 然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结构性、长期性的制度设计——倘若将两者率尔混为一谈，便是忽略了最根本的民主与专制之明显差异。

川普政府虽以“美国优先”为口号，仍必须在三权分立、司法审查、媒体监督、选举轮替的制衡框架下行事。 他的政策，不仅需要经过国会审议，还可能因为违宪或者社会剧烈反弹而修正或者废止，甚至紧急煞车来个发夹弯，这也是川普施政常见的事。 这与中共政权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的产业政策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志决定，缺乏透明程序与制衡机制。

因此，美国政府施政若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必然会受到民主制度的监督与制约，具有高度可逆性; 而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则因为权力集中、缺乏制约监督，有其不可逆的专制本质。 此一制度分水岭相当明确，也是判断美中政策走向的基本概念。

其次，美中两国的治理逻辑也大异其趣。 美国的产业补贴与政策倾斜，多是针对短期现实挑战，例如处理贸易逆差、供应链断裂，或者对芯片与新能源的战略投资。 这些政策具有明确的议题性与时效性，若是大环境变化，政策即可随之调整。

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制度基础迥异

然而中国则是长期公然将国进民退制度化，国家与共党力量早已积极有序地渗透至公司治理、资金流向与市场分配。 阿里巴巴、滴滴出行、恒大等企业遭到整肃之类似案例数不胜数，显示私人资本不论规模大小，皆必须无条件服膺中国共产党，超越经济效率考量，沦为保全中共政权的工具。

川普执政时期，美国虽然强硬对付中国，却仍然会在体制内凝聚国内外共识与力量，藉由关税战、科技管制与军事同盟，重组国际秩序。 川普政府的逻辑是“透过国家力量维护自由市场规则”。

相对而言，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则以“一带一路”推进全球大规模债务陷阱，输出中共特有的基建模式，结合数位监控与威权治理，甚至与穷国之弱势者（权贵除外）大争其利，在全球推广“北京共识”，这不仅只是经济发展政策，更是扩张中共模式地缘政治，实为“扩张渗透、赤化全球”。

将美国的政策工具与施压等同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两个误导的危险：其一，显然模糊了民主与专制的基本差异，扩散“两国都差不多一样坏”的灰色地带叙事，侵蚀世人对民主制度与自由社会的信心; 其二，有意无意地低估中共体制长期累积的威胁，致使忽视中共通过科技监控、产业垄断、党国一体所带来的结构性系统化风险。

真正的比较框架，不应是看政策执行是否相似，而是看制度目的与运作逻辑。 美国的产业政策再怎么重视与强调“国家化”、“让美国再伟大”，依然在维护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的逻辑内运行;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服务于中共专制政权的稳固与对外输出及分化渗透、鲸吞蚕食——这是两者不可混同的根本道理，值得世人厘清。

当今世界正进入划时代的体制竞逐，美中两国的经济政策虽有交集，但其制度逻辑截然不同。 川普政府的所谓“国家干预”是一种强化自由制度韧性的自我调适手段;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强化专制，藉由强力控制市场以求解中共政权之危殆。

因此，若说“川普治下的美国变得像中国”，不仅忽略或者低估了民主制度层层的防火墙，也误导对中共威胁的认知。 当全球民主自由国家正在面对威权政体扩张之严峻挑战，舆论更需清晰划分制度界线，避免落入率皆大同的虚假与模糊——这不仅是理论的厘清，更是国际政治的战略自觉。

※作者吴奕军为巨石智库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