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民办本科院校招生遇冷的话题引发关注。

7月30日，广西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称，将进行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第四次征集志愿，且不受文化录取最低控制线限制，所有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也就是说，广西本科常规录取结束后，仍然存在缺额，招生考试院只好开启第四次补录。

这一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广西，今年，很多省份均出现了频繁补录。比如，广东普通类本科也先后三次征集志愿，第一次在最初的最低投档线上降10分，第二次再降15分，第三次再降11分；云南则先后六次征集志愿；陕西则直接大幅下调分数线来补录，其中物理类专业组降幅达30分，也就是说，364分在当地就能上本科。这样的补录主要发生在民办高校。今年，诸多省份的部分民办高校都出现大幅缺额的现象，甚至“零投档”。比如广东某民办高校，二次征集志愿后，缺额人数仍高达5626人。

分析这背后的原因，首先要看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2024年，国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60%。当年，普通高校招生1070万人，如果加上专升本，中职直升高职，则超过1200万人。考上大学已变得相对很容易。今年，山东就明确宣布，集中录取阶段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在录取结束后到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高校注册入学。

几乎人人都有一张文凭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文凭可带来体面的工作。这时大家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这张文凭？要什么样的文凭？民办高校为什么成为补录的主体？有人归结为学生和家长对办学质量的担忧，其实更重要的是民办高校高昂的学费带来了对上大学投资效益的理性思考。

民办高校与公办学校不同，因缺乏国家投入，学费成为学校运转的核心。民办高校的学费普遍偏高，大多一年在12000—40000元，最高的超过10万元。高昂的费用面前，一个严肃而现实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花这么多钱，还有四年时间，虽然可以拿到本科文凭，但毕业后仍找不到体面工作，为什么要读？

昂贵的门槛，让大家“消费”更理智了，这和面向公办高校的“冲动消费”完全不同。20世纪末至今，由于复杂的因素，公办学校学费被严格管制，近两年才开始调整，以至于中国的公办高等教育几乎变成普惠教育。这种学费低门槛叠加高等教育普及化，就形成了上大学的“冲动”消费，很少引起家长与考生思考投资效益问题。也就是说，公办本科高校还没有明显地遭遇招生尴尬，并非绝对质量差异。

如果说质量，灵活机制下，民办高校对市场需求的回应更为迅速。比如，民办高校在专业调整上更为频繁，对学生的服务上，也更胜一筹。如果收取同等学费，民办高校未必输于一些公办高校，或者说公办高校更可能败下阵来。

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就深刻反映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后的深刻变化。越来越多高分考生宁愿放弃著名大学，也要选择有未来确定性的学校和专业。比如上海海关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在提前批“横扫”部分著名“985”大学。军警校与此类似。北大公共管理以及一些小语种专业在提前批不得不征集志愿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这种变化。

这些现象，本质都一致：无论民办还是公办，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关键在于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所以，表面上遭遇招生困境的是民办高校，其实，所有高校都要深入思考：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能给考生带来什么？如果提供不了应有的价值，就会遭到唾弃。美国也面临着类似挑战。近20年，美国学生上大学的比例下降了10%左右，核心原因就是上大学的投资效益下降。

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并非所有民办高校都招生遇冷。比如，没有区位优势的哈尔滨华德学院、西安的西京学院等都一次性完成了录取。作为民办高校之一的东方理工大学今年虽然是第一次招生，每年学费也高达9.6万元，但仍阻挡不了考生的热情，在浙江录取分数仅比浙大低2分。

也就是说，学费虽然是今年大量民办高校遭遇特殊困境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绝对影响因素，关键在于能否给学生和家长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结果，而这些，也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名准备报考福耀科技大学的学生的家长说：先不说是否可以直博，只招50个人，就业肯定不愁，否则连创办人曹德旺都不能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