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华盛顿邮报，作者卡罗琳·约翰逊是一位科学记者。她曾报道过医疗健康、制药行业以及消费者可负担医疗服务等话题。加入《华盛顿邮报》之前，她曾在《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科学新闻。
安娜斯塔西娅·霍沃罗娃正站在一次重大的科学机遇边缘。她在马萨诸塞大学陈医学院（（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Chan Medical School）的实验室运用最前沿的RNA生物学，目标只有一个：攻克那些夺走人类记忆或危及孕妇健康的疾病。
现在她觉得了危机重重。
在走廊里，她先后遇到两位顶尖化学家，他们的薪水依赖于川普政府计划大幅削减的联邦资金。许多人和她一样是移民，他们再也不能确定，美国是否仍是世界上最适合做科研的国家——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受欢迎。
霍沃罗娃一直很敢做敢做，这样有助于推动自己的科学事业，但如果联邦科研经费的放缓与削减持续下去，她的抱负只能缩水 。
“现在发生的事情简直是在自杀。”霍沃罗娃用带有俄罗斯口音的英语轻声说，“我会停止研发药物，把实验室从30人缩减到5人，不再培训科学家。”
在过去六个月里，川普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削减科研资金、终止资助项目、暂停联邦资金的拨付，动摇了政府与大学之间长达80年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使美国成为科学强国。
这些变化听起来可能有点晦涩，但对科研人员而言，却关乎一切。霍沃罗娃的实验室平日里明亮而繁忙，科学家们在努力研发治疗亨廷顿病的药物，或阻止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肌肉流失。
但是未来会如何？
“我毫无头绪。”霍沃罗娃说。
川普政府将这些变化描述为一次有针对性的调整。官员们说之所以终止某些资助，是因为这些研究涉及政府不认同的主题，比如提升科学领域的多样性。某些大学的资金被冻结，是打着保护犹太学生的旗号。
川普政府还表示基础研究将会蓬勃发展。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5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用于基础和探索性科学的资金，必须用于这些目的，而不是去养活那些常常伴随资助研究的繁文缛节。”
然而，美国科学促进会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川普2026财年的预算请求——包括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削减40%——将使美国基础研究的整体规模减少约三分之一。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份新报告发现，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预算削减10%，会导致每年减少两种新药的发明，这种逐步下降的影响，会在30年后完全显现。
川普政府的科研议程，在法院、国会以及州一级遭遇了反对，但影响已经波及全美各地的科研机构。截至8月1日，由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长期拨款延迟，陈医学院的科研资金出现3700万美元缺口。
霍沃罗娃对在艰难条件下做科研并不陌生。她曾在苏联解体前夕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接受训练，那时常常没有热水，没有实验试剂，也没有工资。
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做好准备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向，而且这些转向正威胁着独特的美国科研体系。
“我们在研发治疗方法，这些工作与政治无关。”霍沃罗娃说，“民主党人会老，共和党人也会老。”
科研的中断会产生长达数十年的连锁反应，因为没人能预测，实验室中的科学突破将来会变成怎样改变世界的创新。霍沃罗娃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多年联邦资助的基础上，这些研究探索了生活在土壤中的微观线虫，发现短链RNA就像交响乐的指挥，能够控制基因的活动并降低它们的“音量”。
位于马萨诸塞州中部的伍斯特，这座曾经的老工业城市，孕育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也拥有一个RNA治疗研究所，已经孵化出12家创业公司。
阿尔纳拉姆制药公司，基于陈医学院和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实验室中在线虫身上最初发现的这一现象，研发出了6种已获批准的药物，用于治疗罕见遗传病和高胆固醇等疾病。
公司市值已飙升至500多亿美元，员工人数达到2200人。
基础研究，“几乎就像做酸面包时的发酵引子，没有它你做不出面包。”阿尔纳拉姆的前首席执行官约翰·马拉加诺雷这样形容，他在公司领导了近20年，直到2021年卸任。
在陈医学院那错综复杂、略显凌乱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操作着一些带有极客气质名字的高端仪器，比如“寡核苷酸博士”，用它们合成RNA链，以治疗致命的痴呆症或导致肌肉萎缩的疾病。
在无菌操作台下，他们培养着数百万个小鼠肝细胞用于实验。在一个叫作“虫洞”的小房间里，门框上挂着像冰柱一样的彩色小虫装饰，诺贝尔奖得主、研究线虫的生物学家维克托·安布罗斯，正在观察变异线虫在淡黄色的琼脂凝胶上扭动。
与被川普政府切断数十亿美元资金的哈佛大学不同，陈医学院并未成为直接目标。但也并非完全幸免。与全美数百家科研机构一样，它在日常运作中，不断被川普政府前所未有的机构精简与重组努力所干扰。
几乎每一次实验、每一场对话都笼罩着不确定性。在一间办公室的毛玻璃墙上，不是科学草图，而是被潦草写下的口号：
“我们要科学数据，不要另类事实！”
“女孩只想要（NIH）资助”
“科学，而不是沉默！”
几百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项目中，有十多个已被终止，不过这些项目目前陷入针对川普政府行为的诉讼中。
大约200名员工被解雇或强制休假，占医学院6500名员工的约3%。自3月以来，招聘冻结。近90名年轻生物医学科学家的研究生录取通知被撤销，虽然有13个名额得以为明年的新生保留。
“我们感受到极度的不确定性。过去我们依靠的是一个健全、基于能力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因为正确的理由而保持可预测性——最优秀的科研会获得资助。”去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安布罗斯说。
研究生杰西·莱曼专注于研究免疫系统对病原体防御的速度和动态。他第一次感受到发现新东西的兴奋时，就迷上了科学。
科研本身没有任何保障——竞争联邦资助的过程极其激烈。但支撑这一体系的，是稳定性。联邦政府年复一年地资助最优秀的研究，科学家们全力争取资助，而不用担心资助方突然对神经科学或免疫学失去兴趣，转而去买一支运动队。
而现在，联邦资助可能此刻还在，下一刻就消失。
“我担心，我花了10年打造的职业生涯，可能根本无法维系下去。”莱曼说。
通往成功的20年之路
在教科书里，科学似乎是稳步推进的。但在实验室里，是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充满了绕路与死胡同，而这些有时恰恰会带来推动领域前进的意外惊喜。
2006年，陈医学院生物学家克雷格·梅洛与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安德鲁·法尔共同获得诺贝尔奖，因他们发现了一种被称为RNA干扰的现象：短的双链RNA可以使基因沉默。
这是一种关键的生物机制，不仅存在于微小的线虫中，也存在于人类体内。其他科学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引起了风险投资公司和制药企业的兴趣。
许多人类疾病是由异常基因引起的。如果医生能够直接让患者体内的问题基因“关闭”，而不是仅仅治疗症状，会怎样？
超过十亿美元的投资流入了创业公司，但生物学的复杂性超出了预期。投资者的热情迅速消退。RNA干扰公司阿尔纳拉姆的股价，甚至低于账面上的现金，这意味着投资者认为公司的股票不如银行里的钱值钱。
多年科学研究——包括大量的化学工作，最终将这一深刻的生物机制转化为一类安全有效的新药。
“疾病没有政治边界。”阿尔纳拉姆联合创始人、陈医学院生物医学科学教授菲利普·扎莫尔说，“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更好的治疗，我只想让这成为可能。如果我的实验室、我的大学、我同事的科研能力被摧毁，我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过去几年，陈医学院孵化出了几家生物技术公司，包括专注于治疗子痫前期（妊娠并发症）的Comanche Biopharma，以及寻找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方法的Atalanta Therapeutics。
霍沃罗娃是这两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她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几乎身无分文来到美国，本打算在简历上添一笔，待一两年就走。结果，她成了自己口中的“美国梦典型”。
她是近250项专利的发明人，最近刚获得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最具声望的奖项之一，奖金270万美元。
按理说，她应该处于事业巅峰。
但在一个星期二，她走向实验室时，神情忧郁地指着休息区柜子上方的一排空香槟瓶。她说，每个瓶子代表一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
这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提醒：明年入学的大部分研究生，已被拒之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