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举起的摄像头，正让日常生活的信任变得脆弱。
近期，据《南方都市报》、光明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一个名为“MaskPark树洞论坛”的境外平台涉嫌组织传播违法色情信息，其中涉及大量偷拍视频，引发公众讨论。
这不是公共领域内对偷拍的第一次讨论。
每次讨论中，偷拍者都被认为是“工作不顺”“生活极度无聊”“没素质”的存在，但实际上，他们却可能是好爸爸、职场精英、班级里的乖学生……
无处不在的偷拍者究竟是什么形象？为什么有些看似老实本分的男性，也是偷拍的幕后黑手？
一份中国香港研究者对于50名偷拍者的访谈录，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症结的根源。
唯有知道了问题如何发生，我们才更有可能，找到调转船头的舵把。
01
他们是“好爸爸”“好同事”
“名声很好”
阿新从没觉得“偷拍”这事有多严重。
他成长在中国香港一个小康之家，有一位十分爱自己的妻子，有一份稳定且喜欢的工作。阿新对自己要求很高，在工作中力争上游，尽力争取晋升的机会，遇到困难不愿与人说，因此积聚了不小压力。
第一次尝试偷拍后，他获得了一种成功感，压力重重的生活得到了调剂。与成功感相伴出现的，是一些罪恶感。但他很快说服了自己，“觉得没伤害到别人”。
偷拍慢慢成为他解压的习惯，直到在一次偷拍中被人发现，随即被捕。
后来，他将自己的故事，发在了香港非政府机构“明爱朗天计划”的官网上。“明爱朗天计划”成立于2008年，其服务对象是性侵犯者或有过该想法的人。偷拍者，正逐渐成为其帮助的主要群体。
明爱朗天计划官网上，部分偷拍者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们的伴侣常常跟我说，他是好爸爸、好老公、好同事，在工作上名声很好。”“明爱朗天计划”主任彭凤仪说。正是因着这句话，彭凤仪更想去探究，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去偷拍呢？
“明爱朗天计划”成立初期，辅导个案以非礼个案为主，2015年后，偷拍个案数量超过了非礼个案，占比逐年增高，2022年，偷拍个案已占比87%。
说起偷拍者，大众总会想象猥琐、心理阴暗、变态的形象。但彭凤仪他们的研究发现，偷拍者背景多元，外型也无什么特别种类可以归纳，只能简单称之为“可说是香港一般男性的写照”。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中，偷拍案的元凶之一是班级最老实的班长
相比于性快感，偷拍者更享受偷拍过程中的刺激感和满足感，不少受访者的偷拍行为已经成为了习惯。
成功偷拍到的影像，偷拍者大多只会自己观看，并不会上传，因为他们清楚，这是一件“不应该”“不光彩”“不会受正常人认同”的事。只是同时，娱乐杂志总爱刊发明星的走光照，网络上存在着不少分享偷拍视频的网站和群组，在整个社会对偷拍文化纵容下，他们又认为这是“很平常”“不严重”的“小事”。
更何况在他们的认知中，偷拍没有“受害人”。
“我没有触碰到对方，如果她们不知道，就没有伤害。”彭凤仪常常听到偷拍者这样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很多人偷拍的本意并不是想伤害对方，也不清楚后果，“他们甚至觉得如果当时当事人发现了，道歉就能了断这件事。”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直到听到受害者的心声。
02
更多偷拍
沉默着开始，沉默着结束
香港地铁上，一位女士压抑着内心的恐惧和愤怒，强装镇定。她很确定自己被对面男士偷拍了。
各种念头在头脑中闪现：要不要直接走上去质问他？要不要向其他乘客求助？他们会觉得我小题大做吗？万一我弄错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麻烦的人？
最终，她担心引起注意，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任由自己的隐私，留在对方手机里。
小红书上的求助帖
“这是很多受害者在公共场合遇到偷拍时非常典型的反应。”Jacey说。
Jacey是香港地区非政府机构“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的资深倡议主任。这一机构成立于1997年，致力于帮助遭受性暴力的女性。
相比于引人注目的偷拍新闻，更多偷拍，沉默着开始，沉默着结束。2020年，“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发布《影像性暴力经验调查报告》，发现超过50%的受访者从未向任何人求助或提及自己的经历。
就算选择报案，事情也未必能有结果。在206名调查报告受访者中，有51名选择了报警求助，其中35人被警察拒绝落案，最普遍的原因是“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并不代表偷拍没有发生。Jacey说，对公共场所偷拍个案取证，本身就十分困难，只有在监控镜头拍到或及时抓住当事人的情况下，报案才能得到处理。
一些寻求“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帮助的女性反映，当场报案，对方也可以马上删除照片，找不到相片就没有证据，只能算了。还有一些人手机里的确有偷拍照片，但没有拍到隐私部位，最后也会被认为“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偷拍，常常被当做一件“小事”——不过是几张照片、一瞬间的事情。但它并非小事，“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在工作中了解到，遭遇偷拍后，受害者们一直无法放下它带来的恐惧感。
微博上部分网友的发言
她们会害怕回到事发场所，当那个场所是公共交通工具时，她原本的生活就会受到极大影响。
除了恐惧，受害者还会感到愤怒、被羞辱、价值受损。偷拍，漠视或否定了她们的“性自主权”——一个人能决定和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以何形式、向谁人展现自己的身体。
正是对受害者经历的体察，“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一直将“偷拍”视为“性暴力”的一种。
2021年10月8日，香港《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生效，就窥淫、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发布源自上述两项罪行的影像，以及未经同意发布或威胁发布私密影像订立特定罪行。新订的四项罪行最高刑罚为监禁5年。
03
公共场所中
女性本可以更安全
“是不是你当时穿得太性感了？是不是你不小心，没有察觉到附近？”
Jacey常常在香港听到这样的言论，当性暴力发生时，第一个矛头总是指向受害者。如今，一样的苛刻也发生在女性主张自己被偷拍时。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剧照
相机握在对方手里，女性本就难以百分百确定偷拍的发生，就算确定，取证也十分困难。Jacey认为，与其批评女性主张后发现“证据不足”，不如讨论为什幺女性在公共交通场所中有这么强的不安全感。
当女性总是被社会苛责时，受害者会觉得没有人站在自己这边，自己一个人要去对抗一整个世界，从而选择沉默。
事实上，除了偷拍者与受害者，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参与者：警方、公共交通营运公司、旁边的乘客。交通工具内是否释放了禁止偷拍的信息？地铁站职员，是否可以及时出现？旁边的乘客，是否了解如果发现偷拍该怎么做？
据Jacey介绍，港铁上张贴了不少防范偷拍、鼓励乘客举报的海报，这样的氛围可以让受害者觉得，公众站在自己这一边。在一个更具支持性的环境里，受害者才敢把自己的不安表达出来。
在受害女性被指控为坏女孩时，偷拍者也面临着同样困境——他们被认为是变态。彭凤仪遇到过一名年轻男子，他在地铁月台偷拍女性裙底被抓，接案警察说：“有病就应该看医生！”
彭凤仪发现，社会看待性侵犯者的眼光很不同，会将他们的行为归结为病，因此他们总带着无形的危险。
不少偷拍者也接受了这种叙事。
研究报告《偷拍，偷走了什么》发现，受访者会用“走火入魔”来认识自己偷拍的行为，而将对抗偷拍，形容为“驱鬼”。他们自己也将偷拍看成了“受到外在邪恶力量所影响而导致的行为”。
如果真是一种疾病，为什么它只针对特定性别？“总是男人有病，女人没病？”彭凤仪说，把偷拍进行病态化处理，这样一来，公众就会认为，这是极端个体，是一些心理有疾病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其实，并非如此。
04
面对偷拍
无人能置身事外
在“明爱朗天计划”的咨询室里，许多问题和经历被第一次谈论和提起。研究报告《偷拍，偷走了什么》，记录了50名偷拍者在咨询后得到的全新认知。
他们重新讨论了香港地区的性别平等情况，虽然平等的观念不断被强调，但不少偷拍者仍将传统的性别角色加在自己身上，比如男性要负责养家。
受访者们往往承担着更大的生活压力，再将偷拍女性作为疏压的手段，让自己陷于勉强的境地，又对女性不敬，并不了解真正的性别平等。
在这些偷拍者的讲述中，他们似乎不能意识到，被偷拍的女性是完整的个体。
这些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色情媒体，总是通过偷窥和物化女性身体的视角挑起观众性欲望，这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知不觉地用这种视角对待他人身体。
有些受访者，还会提到“狗仔队”偷拍名人、互联网上偷拍他人的趣味短片等问题。这些问题与他们的偷拍性质并不相同，但也异化了他们对偷拍女性的意识。
让偷拍者讲述他们的理由，并非要为他们的行为开脱。“我们必须从整体理解这个问题，反思社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伴侣口中那么好的人被偷拍问题打垮。”彭凤仪说。
经过这一系列访谈，他们发现，偷拍不是一种“病”，或是“上瘾”那么简单。其背后，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有性别教育的缺失，有社会救济的不足，也有着社会观念的影响——
事实上，主流文化对一般的偷拍是默许的，大家对这些普遍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而很少探讨这背后涉及的道德问题及社会影响。
这是一个无人能置身事外的问题。公共车厢里偷偷举起的摄像头，照着整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