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印度尼西亚国民军信息中心负责人克里斯托梅·西安图里(Kristomei Sianturi)少将宣布，军方将调查今年早些时候反对修订《印尼国民军法》的社交媒体舆论运动“幕后黑手”。这项修法旨在让军事人员可参与更多向来由文职人员负责的国家行政领域，结果在许多城市引发街头抗议。印尼政府包括总统普拉博沃本人曾发表其他声明，对今年以来发生的各种抗议活动提出质疑。

较早前，在6月2日建国五原则纪念日当天，普拉博沃说，许多对政府的批评声音背后有外国势力的影子。他说，外国资金正流向一些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意图在民众之间制造分裂。据报道，他当时说，这些组织自诩为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捍卫者，“但这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

其他反应还包括对修订《国家警察法》的不满，《国家警察法》的修订扩大警察干预政治的权力，尽管这一权力尚未被系统性地使用。国际特赦组织于7月发表报告称，针对“人权捍卫者”的骚扰频率有所增加。他们在2025年上半年通报54起这类事件。他们指出，警察和私营公司是主要的教唆者。他们所形容的情况主要是骚扰，而非有组织的镇压。

官方声称，社会批评是外国资助或被“幕后黑手”操控，这无疑使执法当局更加有恃无恐，而当局的权力正不断得到强化，以从事一些政治威吓行为。目前，政治压迫的程度仍停留在零散压迫的阶段，除了巴布亚地区，官方在当地针对支持自决权的政治控制是持续且一致的。

这种低强度的骚扰，与政权面临的低威胁水平及整体政治稳定性无关。这方面有两个主要因素须要考虑。首先，印尼至今仍未出现有实质意义的国会反对党，这并非因为反对党被禁止或阻挠。小型新政党要注册参选是出了名的困难，因为它们必须证明在印尼绝大多数地区拥有实际存在。然而现实是，印尼尚未出现成规模的反对派政治运动。只有一个大型政治运动能够克服选举注册障碍。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进入国会的几个政党在几乎所有实质性问题上持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团体的批评，不会对政府构成威胁。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在民间社会的重要领域，甚至包括几乎所有工会，都没有认真尝试组建一个能够自己展示为替代政府选项的政治组织。近些年，一些工会组建印尼工党，并参加最近的选举，但未能在国会赢得任何席位。印尼工党对政府政策提出一些批评，但不会成为受关注的替代政府选项，即使在国会以外也是如此，因为印尼工党自2024年9月以来，一直表示全力支持现政府。与此同时，尽管国际特赦组织印尼分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对国家警察部队提出批评，但印尼工党主席对警察总长里斯特约(Listyo Sigit Prabowo)却大加赞扬。

民间社会团体过去曾讨论组建政党的可能性，这种讨论如今无疑仍在继续。在这种政党或政党联盟尚未浮现并产生显著影响之前，民间社会的批评不太可能成为对政权或整体政治稳定的主要威胁。

一个问题是：如果社会不满情绪未能通过政治党派或类似团体有组织地宣泄，会否以更混乱的方式爆发?尽管过去几个月来，一直有针对政府政策的示威活动，但这些示威活动最多也只涉及数万人。与此同时，政治与安全统筹部长布迪7月7日指出，民调结果显示，普拉博沃政府的支持率为81%，民众对经济增长的满意度也只降至67%。如此高的民调满意度，加上目前并不存在任何国会内外的政治反对派替代选择，必然会降低任何威胁感。

印尼八成劳动人口的收入低于官方最低工资。图为7月9日，雅加达米市场的工人在工作。 (法新社)

在某些方面，印尼的政治局面具有独特的性质。印尼实行多党制选举制度。2000年至2009年间，国会的政党数量曾达到17个，随后为限制小党派获得席位，政府引入严格的得票门槛。2009年至2025年间，国会的政党数量在八个至10个之间波动，早些年的数量高一些。然而，国会并未出现反对党，尽管法律并未禁止反对党的存在。虽然民间社会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但目前尚未出现任何国会以外、自诩能成为替代政府的政治运动。

一个答案只能靠猜测的问题是：尽管存在八成劳动人口收入，低于官方最低工资的现实，民众对政府的高满意度，是否只因为缺乏其他可选择的替代领导人?如果政府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是”，这或许能解释为何他们对批评和抗议的存在感到惶恐不安，尽管没有反对党的存在。

作者Max Lane是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访问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