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房市波动等因素影响，一些人选择卖掉唯一住房。有人是为了防止财富缩水，套出更多现金在手；有人为筹措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而降价变现；也有人主动调整资产结构，转向流动性更强的资产以寻求安全感。

　　房产曾是中国家庭最坚不可摧的信仰。如今，这些卖掉唯一住房的人们，正在用脚投票，重塑着社会对于房子和资产的观念。

　　伤疤

　　卖房后的半个月，大福每天都哭。当初精心挑选的家具挂在二手平台，有买家是同小区业主，抱着捡漏心态上门，背着手挑挑拣拣：“是进口的吗？”“还有什么好东西？”一把原价5000块的电子琴，对方只肯出价500。这让她有种家被侵略的感觉。

　　沙发、冰箱、电视机，家被买家们一点点搬空，后来床也卖掉了，大福和丈夫打地铺睡，“好像很失败，必须要变卖家产才能够活下去”。

　　这套位于杭州的房子，是大福的丈夫在2021年，预备作为婚房而买下的，价格360万，是他名下的唯一住房。当时身边的人，不是已经买了房，就是正打算买房。在婚姻面前，房子是刚需，杭漂了七八年的大福也曾觉得，如果结婚没房，“就好像你过的很苦，找的人也不行。”

　　当时，丈夫是一名大厂程序员，大福在一家几千人的企业里做电商、直播运营，月薪近三万元，两人对未来充满期待。同年，杭州房价整体上涨，部分区域达到了历史高位，他们的经历，是很多高位上车的买房人的缩影。

　　2023年，大福和丈夫搬到新房里，她将婚纱照挂在新房的客厅的照片墙上。不到一年，房子卖掉，婚纱照被撤下，钉子被拔掉的墙上留下几个孔洞，像大福心里的伤疤。

　　在浙江金华的曹玫，也经历了类似的卖房阵痛。2023年卖房时，曹玫一家在外地，她和买家在线上沟通，把房子从270多万降到240万。这套刚入住半年的新房，她以亏损30多万的价格卖出。卖房后的五天里，曹玫瘦了六斤。

　　短短几年，曹玫亲身经历了楼市的天翻地覆。曹玫家庭中的第一套自住房买于2017年，那是一套68平方的老破小二手房。当时是房东市场，她想签约时，房东说等一等，第二天就涨了2万。2020年女儿出生，老房子住着拥挤，她才考虑换房。

　　曹玫还记得当时，自己一眼相中新房带横厅、面积118平的户型，“这个才是家”。那一年，金华房价月度波动，但全年均价坚挺。她和丈夫置换的这套新房，首付80万，月供1万2，选的最贵的次顶层，楼栋也位于小区的中心位置。

　　但几年过去，2023年卖房时，市场震荡。曹玫和丈夫签了独家委托，打扫卫生，杂物能藏则藏，就为提高房子的卖相。出价自降30万，买房的人还让她“再降几万”。曹玫开始放平心态，“差额不大的情况下，能成交就成交”。

　　如果不是及时脱手，死扛到今天，曹玫计算过，她还要再亏60万左右。就像大福卖房时，中介跟她说：“现在卖，你应该庆幸，没什么好哭的。”

　　现在回想，曹玫觉得高杠杆买下第二套房时，当时27岁的自己还太年轻。她在结婚、生育的人生新节点，在“该买房了”的婚俗观念中仓促入市，还没真正理解，30年房贷意味着跨越4-6个经济周期。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阿蒂夫・迈恩在《房债》一书中指出：“债务是反保险的。债务并没帮助人们分担与房屋所有权相关的风险，而是将风险集中到社会上风险承担能力最低的人群身上……房价一旦缩水，便毁掉了负债购房者的净值，进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示意图）

　　止损

　　疫情之后，曹玫的丈夫所在的销售行业不景气。2023年，曹玫患有肺癌的母亲病情恶化，要使用昂贵的靶向药。曹玫是独生女，母亲治病的费用要靠她和丈夫一起承担，加上一万二的月供，家庭最基本的月支出也要三万打底。

　　连续五六个月，曹玫夫妇一睁眼就要盘算当天的支出，担心下个月的房贷没有着落。丈夫的笑容越来越少，每天都皱着眉头，“这不是我们俩当初换房想要看到的结果。”曹玫也担心，压抑的氛围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决定卖房时，亲朋好友劝他们，“再守一守，住了半年的房子就卖，又要亏装修钱，还要亏利息。”但丈夫说服了曹玫：“房子不再像以前一样保值，它不是必需品，只是作为使用的产品的时候，没必要长期拿在手里。何必把自己绑得这么牢？”

　　跟曹玫的果断不同，大福把房子挂出去时，还存有一丝侥幸。她乐观预计房子的成交周期可能在半年以上，足以等来生活的转机。

　　2024年1月，已入职2年半的大福，被老板告知公司业务亏损，无法养活团队。同年6月，她接受单休、降薪，入职了另一家公司，又在转正前8天，公司再度毁约。

　　情况比她想象的更难。几个月内，大福在招聘软件上给四五百家公司投过简历，最终进入面试的只有20家。大福32岁，原本就有备孕打算的她，总会被hr问到：“你这两年有没有考虑生小孩？”

　　那时，丈夫工作日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十一点才回到家，周六都会主动到公司加班，为了多赚一天的双倍工资。丈夫的同事替他叫屈：“你这个老婆什么都帮不了你。”

　　即使他能继续坚持，也不太可能有这个机会。作为程序员的丈夫已经35岁了，合同还剩有几个月到期，而早就张罗着纳新的公司，基本不会再和他续约。

　　房子挂出去后，为了保证有人看房，中介告诉大福，得在2021年买入的基础上再降几十万。她想再加5万也不行，“那样连看的客人都没有”。大福照做，结果第二天，就有买家来看房，第四天，房子以300万的价格卖出，一切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大福计算过，加上装修费、增值税、中介费，以及房贷还的利息，这个高位买房的家庭总亏损超过100万。

　　在三个卖房的故事，林清是经济压力最小的，也最不被理解的那个。林清42岁，单身未育。决定卖房时，他手上还有一笔能支撑五六年房贷的储蓄。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时，还有人质疑他：“就一套房，还非要趁着这个时候卖，你又不是急等用钱，也不置换，你这编得能不能更离谱！”

　　过去，林清在北京一家头部房企的开发板块工作。疫情之后，房地产行业震动，林清在2023年1月不得不离开。他想过转行，但年过四十，这条出路也艰难。

　　2024年3月，林清的父亲患病离世。这两年来，他身边也有同龄人，因心梗类疾病意外离世。人到中年，林清才发现，人生其实很短很无常，“离开这个世界，啥都带不走，包括你省吃俭用、咬牙还贷30年的房子。”

　　林清这套在北京郊区的三居室，他一个人住。书房、次卧、厨房，家里光房间门就有五扇，他习惯关上三个门，好让房子看起来没有那么空旷。

　　林清不想为了保住这套房，开滴滴、送外卖，什么工作都得去干。当初，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回甘肃老家找稳定工作的想法，在北京一待就是18年，为的就是从事自己适合并且喜欢的工作。

　　2024年5月，林清挂出了房子，价格比同小区同户型低了20万，并在42天后迅速成交。林清是幸运的。房子是2015年买的，卖出价比原来高了一倍。

　　安顿

　　卖完房子仅仅几天，林清拿到了一个天津的工作机会。这像是个启示性的巧合——只有真正抛下房子的包袱时，新的可能性才会浮现。

　　林清在公司附近租下一套36平米的市区老破小。房子墙面斑驳，门窗老旧。但朝南有个大阳台，从早到晚洒满阳光。从110平切换到36平，他发现，其实一个人住一居室刚刚好。曾经9000多元的月供，变成了1700元的房租，也不用交一年好几千块钱的物业费。天津生活成本低，存款产生的利息，就能覆盖林清的最基本的开销。

　　住在市中心，去哪儿都方便。爱好摄影的林清，周末就带着相机，流连于不同的公园、景点、咖啡馆、书店和餐厅。去年，林清读过一本叫做《东京八平米》的书，作者在东京租了一间仅有8平米的房间，把生活延伸到城市的街头和空间——去洗衣房洗衣服、去健身房泡澡、在咖啡店办公。在房子上剩下来的钱，可以到处旅游、看展。这种不为房子所累的生活方式，让林清很有共鸣。

　　为房子难过了半个月的大福也到了新的租房里。丈夫租房的要求，是“不能比以前差太多，落差太大，你会天天不高兴。”他们最终找到杭州偏郊一套毗邻森林公园的房子。

　　原来一个月12000元的月供，在这里能租四个月。房子99平米，还带一个超100平米的后院。大福在院子里种花、种菜，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后院看看瓜果又结了多少。以前的房子买在马路边，总被大车开过的轰隆声、喇叭声包围，现在虫鸣鸟叫取代了噪音，紧绷的神经也在自然中一点点松弛下来。

　　阴霾并未完全散去，但大福找到了新的出口。她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记录求职、卖房后的心路历程，向人们展示，“壮士断腕”后该如何生活。账号粉丝从最初的9000多一路涨至6万。关注她的，有过类似境遇的粉丝给大福留言：“一看到你，就觉得生活并没有那么糟”。

　　但卖房之后，归属感的缺失，与生活惯性的打破，仍需要时间消化和重建。租房一年多，曹玫还是没有完全适应。租房比原来118平的房子还大，她将这里布置得像家一样温馨，可总觉得无法融入到这个房子里。

　　她爱干净，每天都会拖一遍地板。做家务的时候，脑子里出现一个声音：这是别人的房子，你为什么要打理得这么干净？女儿在墙上画了画，她就会担心，交房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得重刷一下漆？房东想卖房，她又要开始头疼，一家人的生活用品，还有一屋子的家电家具，得费多少精力在搬家上。

　资料照片（ REUTERS/Tingshu Wang）

　　重启

　　租房会不会亏欠孩子？曹玫想过这个问题，朋友也提醒她，孩子需要归属感。但这更多是大人的想象。开车经过原来的小区时，女儿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有一套房子。”她管它叫以前的“新房”，而现在的这个才叫“家”。“不管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房子好与不好，小孩子能感受到的其实是家庭的氛围。”曹玫说。

　　卸掉房贷的第一个月，一家人从深圳一路玩到香港和澳门。过去的两三年里，他们连“旅游”这两个字不怎么提到过。丈夫说，那次旅游，他感受到久违的轻松。他变得爱笑了，也开始注重饮食和养生。

　　旅游时，有喜欢的黄金首饰就拿下，两三千块钱一张的演唱会门票，现在想买就买，孩子喜欢的兴趣班，夫妻俩也都会尽量满足。“这在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事情”。孩子在更松弛、更平和的环境中慢慢长大，女儿的同学家长们，都夸她“性格好，特别开朗”。

　　曹玫依然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女儿明年要读小学，如果要上重点学校，必须有房有户。她目标明确，即使要买，也不加杠杆、不背房贷。但她还在观望，以前的五六十平的学区房，单价能卖四到五万，现在掉到一万六七，甚至更低。

　　比起仍在观望的曹玫，大福的“重建”更为彻底——她开始拆解那条曾深信不疑的人生轨道。

　　她从湖北农村一路奋斗到杭州市区，自称“小镇做题家”，曾坚信升职加薪，买房成家，是正确且安全的路径：“人怎么可能不上班？那人不就废了吗？结婚怎么可以没有一套房子呢？”

　　但现在，她做自媒体也已经有一年多了。收入好的时候有两万，差的时候也有七八千。虽然没有以前挣得多，可没有房贷，足够生活。朋友们羡慕她的生活，在职的喜欢她逃离职场PUA和复杂人际的自由；已婚有娃的，羡慕她没有“上有老下有小”压力，不用被逼着奋斗。

　　大福没有退出原来的业主群。有一次，她看到小区又在张罗包粽子的活动。去年，大福还是其中的一员，今年，参加的人换成了买家。

　　“什么时候能拥有自己的房子”的念头偶尔会冒出，但她足够务实：“一想到要背上几十年债去买个房子，万一它像上一套一样贬值……算了，租房也挺好。”

　　大福的经历，让她不再相信“人生有一眼望到头”的确定性。她记得，失去工作那天，她高高兴兴地去上班。她是被临时通知的，收拾工位都没有像样的纸箱，是保洁阿姨递给她一个蓝色的大垃圾袋，装她的私人物品。当无常成了常态，反而消解了她对未来的过度焦虑，意外凿开了新的缝隙。

　　经营自媒体账号，起初只为糊口接点广告。渐渐地，留言区涌来问题：“你怎么做的？”她便尝试卖课，知识付费。再后来，竟有海外的华人看到她账号的潜力，询问能否代运营。她开始盘算：“干着干着，万一能搭个小团队，做成MCN呢？”

　　新生活的课题，是拥抱不确定性，“我就像一个种子，风给我吹到哪里去，我就在哪里扎根。”大福说。命运的急流将她冲离了预设的轨道，却也让她漂向未曾想象的开阔水域。

　　林清也在这股急流中，校准了对“生活”的定义。在天津这份新工作，“按以前的标准，肯定看不上”。但经历过卖房、找工作、父亲离世，林清心态变了，这样的单位至少稳定、压力小。以前，北漂的他觉得，人就应该多学习、多努力，多加班，但现在他不这样想。

　　单位领导曾提醒他，工作可以更积极些。但他的界限很清晰：“该我干的活，我能干完，但不想多干，不是我的活，也别找我。”

　　以前北漂时，林清觉得，买房子才有安全感。可当这份‘安全感’变成沉重的负担，为了它要背几十年债，“有它又怎样呢？”对现在的林清来说，有存款，有工作，才是安全感的基石。

　　不过，林清并未完全否定房产，未来也还有购房的可能。因为他考虑到手里都是现金，自己又不是特别擅长理财，买一套房子，还可以分散资。对他而言，房子是一种可选项，服务于他想要的更轻盈的生活。

　　在北京工作很忙，连双休都难保证。但他现在每个月都出去走走。北漂18年，林清和紧绷的快节奏告别了。在社交媒体上，他发过一张在天津看过的海报，上面写着：“生存一分钟，快乐六十秒”，“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