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子轩：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和以色列一直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德黑兰往往利用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等侧翼攻击以色列，经过数十年的代理人战争，伊以两国终于进入直接对抗的新阶段。2024年4月中伊朗向以色列发射170架无人机、30多枚巡航导弹和120多枚弹道导弹（共计300馀发攻击），以色列与西方和地区盟友合作，成功拦截绝大部分的攻势，几乎无人伤亡。

不久后，以色列展开反击。据媒体指出，伊朗伊斯法罕（Isfahan）省的机场与该省纳坦兹（Natanz）核军事设施有爆炸声响，伊朗官方则宣称击落几架以色列无人机，并未造成死伤。以色列的行动可能炸毁纳坦兹核设施防空S-300系统的雷达，也是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的警告。

事实上，过去以色列避免直接攻击伊朗，却对打击伊朗核计划不遗馀力，像是暗杀多名核科学家、发动多次网络攻击，甚至炸毁核设施。因此在以色列袭击后，伊朗军方强调已经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核设施相关资讯，若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会发射导弹摧毁指定目标。

互炸一轮后，以伊两国仍在隔空放狠话，却不难看出没有继续升级的打算——快速落幕既能对双方国内的强硬派交代，也可避免美国等大国干涉让事态更难收拾。虽然双方都有所节制，避免全面战争，但本次的危机使中东战局进入新阶段，可能迎来核武对峙的阴影。

2024年4月24日，一名以色列军事人员检查落在南部城市阿拉德附近空地上的伊朗弹道飞弹。 图／法新社

▌以色列的核武能力

首先，在以色列方面，该国是目前中东唯一的核武国，由于上世纪和阿拉伯国家的几场大战，以国决定发展核武，对抗阿拉伯国家的数量优势以确保生存。据估计，以色列拥有90枚核弹头，并储存可生产上百枚核弹的钸，也有能力发射到敌对国家，但它从未正式承认或否认拥核，显然不符一般核武作为吓阻对手的战略逻辑。

论者认为，这可能是基于冷战的特殊情势。对于在以色列发展核武前后，美国当政的尼克松政府来说，以色列的生存固然重要，但拥核的以色列却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因为一方面美国正和苏联合作，推动核不扩散条约（NPT），不愿让以国宣传拥核、破坏条约合法性；一方面美国也担心以国拥核会促使苏联帮助阿拉伯国家获得核武，加剧区域的不稳定。

尼克松政府虽表示反对以色列的核子计划，但为时已晚，无法完全阻止，于是季辛吉牵线和以国达成秘密协议，要求以国不要进行任何公开的核试验或宣布拥核，以免引发国际社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和外交援助，同时也不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后来历任的政府大致遵循这项原则。

德黑兰街头的一块反以色列广告牌，广告看板上挂著伊朗飞弹的图片，上面写著波斯语“以色列比蜘蛛窝还弱”。 图／欧新社　

▌伊朗的核库存

这种情形持续数十年，直到伊朗被揭露发展核计划，以色列终于必须面对死敌拥有消灭自己的力量。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报告，伊朗拥有足以制造3枚原子弹的浓缩铀，纯度高达60%，目前估计已达84%的浓缩水准，距离武器等级的90%只有一步之遥，美国认为伊朗若放手一搏，只要12天就可制造出核武。

伊朗之所以仍未正式制造核武，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宗教限制，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表示，制造和储存核弹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再来，伊朗希望透过核讹诈，向美国等谈判获取利益，最后，伊朗是核不扩散条约国，如果要退出并制造核武，就会像朝鲜成为“国际贱民”，伊朗最终将只有中、俄和什叶派等盟友，非常不利国家发展。

但这些条件不是永恒不变。哈梅内伊已经垂垂老矣，后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极有可能会转向以伊斯兰革命卫队权力为中心的军事统治，反对核武的宗教禁令可能会受到翻案。且虽然伊朗看似没有立即需要核武的必要，但越来越专制的政权让伊朗更难和美国达成协议，反倒会刺激军队拥核武自重。

美国智库“军备控制协会”（Arms Control Association）也指出，伊朗的核计划已渐趋成熟，美国与以色列顶多只能减缓伊朗制造核武的时间，但无法透过军事行动完全除去。先前以色列曾轰炸纳坦兹核设施，之后据称伊朗加强了防御，并建造隧道以防止空袭，同时伊朗可能已经将铀离心机等各种零件转移到未知地点，具有可快速重建的能力。

当然，以色列的战争内阁可藉国家生存为由，在解决哈玛斯问题后，向伊朗发动进攻来销毁其核库存。然而伊朗无论是军力或国土都非哈玛斯可比，以色列要用常规武力打败并占领伊朗（如此才能检查全境的核设施）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更遑论伊朗的什叶派盟友如真主党在旁环伺，随时可趁机攻击以色列。

因此，以色列没什么选项，真正要担心的，不是伊朗能否制造、或何时制造核武，而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该如何与伊朗的核武达成平衡状态。就像印度和巴基斯坦相互拥核对峙后，似乎减低了全面或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因为双方理性认知一旦升级冲突，会面临核武末日。

▌核武只有达到吓阻才有价值

在此前提下，以色列其实已经不必再讳言拥有核武，而是应该要以成熟态度面对使用核武的时机，并制定负责任的战略方案。像先前以国官员说出在加萨走廊使用核武消灭哈玛斯，就是非常荒谬的言论——这代表国家高层对核武没有正确的认知，才会有类似恐怖主义的思维。

核武若要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吓阻力量，必须要具备能力和意愿。以色列拥核是公开的秘密，可让对手感到不确定性和恐惧，使敌人不敢冒险，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以色列不会用核武攻击较弱小的对手——如真主党，因为真主党不具消灭以色列的能力，但如果是像伊朗这种大国发动攻击的话，情形将会变得不一样。

如果双方爆发常规武器冲突，像本次互射导弹的小打小闹，应不构成核报复条件，但若伊朗发动全面战争，并针对平民和军事目标，那么就不能排除动用核武。以国很有可能先发制人，因为一旦全面战争，以色列缺乏战略纵深，打赢了是惨胜，打输了就是种族灭绝危机，且伊朗也有动用核武的可能，不如先下手为强。

此外，吓阻要奏效还要有令人信服的能力，因为万一伊朗在战争中骤然取胜，或是先动用核武，那么以色列的核武等于无用，以国必须拥有“第二击”的吓阻力量。如以国去年刚下水的INS Drakon潜舰，就被认为具有水中潜射弹道飞弹（SLBM）能力，但不清楚是否有核弹头。

最后，透过制定明确的核战略，以色列可充分表达动用核武的时机与意愿，同时准备充足的反击能力，等于向对手画下红线。但这只是假设双方皆为理性的理想状态，实际上仍有误判可能，比如假使伊朗再度革命、由军队掌权，这种可能性让以色列感到不安，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像是电脑预测对手导弹路径等，反过来伊朗看以色列也是如此。

因此，未来如果以伊进入核武对峙，双方仍不能放弃公开（与私下）的沟通管道，才可补足理性的极限。说穿了，核武只有达到吓阻才有价值，一旦被用于战争，就不会有所谓的胜利，即使有人幸存，面对已成焦土的家园，无论是什么宗教、谁的上帝或千年历史，都会变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