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来自天安门广场的邀请信，一颗射向青年学生的子弹……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回忆了三十六年前的一段经历。

我打开一个AI聊天机器人软件，输入以下问题：

一位抗议者腿上中弹，在医院刚刚接受手术之后，被警察带走提审，一天之后回到医院继续治疗，出院之后两条腿长短不一，请解释可能的原因。

机器人回答说：

抗议者腿部中弹后经历手术、被警察带走提审、一天后返回医院继续治疗，最终出院后出现双腿长短不一的情况，可能涉及以下原因：

1. 枪伤及手术导致的骨骼或软组织损伤：

- 中弹可能造成骨折(如股骨或胫骨)或软组织严重损伤。手术可能涉及骨折固定、骨碎片移除或软组织修复。如果骨折愈合过程中骨头对位不良(如短缩愈合或成角愈合)，可能导致腿部长度缩短。

- 手术中若骨骼缺失(如骨碎片被移除)或固定装置(如钢板或髓内钉)位置不当，也可能影响腿部长度。

2. 术后护理中断：

- 抗议者在手术后被带走提审，可能中断了关键的术后护理(如固定、消炎或防止感染)。这可能导致伤口感染、骨折移位或愈合延迟，进而影响骨骼正常恢复，造成腿部长度差异。

……

“广场需要你!”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说：学生抗议运动到了关键时刻，政府正在调集军队，准备镇压，但是我们绝不退让，将会血战到底。你也快来吧，广场需要你!

写信者是我的一位高中好友，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在北京上大学。上大学后，我们之间没有太多联系，这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收到他的来信。

也许是当时太忙乱，我没有给他写回信。但是，我认真考虑了他的提议。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已经发布了戒严令，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拦截军车，大量外地高校学生赶往北京进行声援。

最后，我决定不去北京，仍然按照我自己的计划行动。我的计划是和几位志同道合者组织一个演讲队(当时好像自称“宣传队”)，去成都郊区的工厂和农村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

我们这样做的原因，至少我加入这个小组的个人原因，是断定中共的血腥镇压已经不可避免，运动所剩的时间屈指可数。

在一篇文章中，我写下了当时的感受——

李鹏的"5.19"讲话彻底击碎了我对专制政权的幻想。我至今记得当时观看电视新闻受到的强烈震撼。李鹏眼神阴险，神情激动，声音颤抖，多次挥动拳头，表示要坚决镇压这场民主运动。那是杀人者动手之前的兴奋，那是恶魔准备宣布胜利时的狂傲。那一瞬间，我确信屠杀即将到来。

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当时我想，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抗议，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自由。

李鹏的"5.19"讲话彻底击碎了长平对专制政权的幻想，确信屠杀即将到来。

反腐败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

三十年后，我在《 纽约时报》的六四纪念报道中读到：

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

随后我在记者和六四研究者林慕莲(Louisa Lim)的著作《失忆人民共和国：天安门重访》(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中也发现，当时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魏然(Jan de Wilde)，以及当时在四川大学留学、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思想史教授金鹏程(Paul Goldin)也持类似的看法。

魏然说：“我觉得他们并不知道自由和民主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基本上还是在一党制的体系内(运行)。”

金鹏程认为，“原本是反腐败的抗议”，他说，而且这个主轴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

我感觉到这种说法不够公允，对专制国家的抗议运动不够了解，甚至有点高高在上的白人视角。

首先，在任何国家，发生大规模街头抗议，哪怕仅仅以反腐败为诉求，那也是民主运动，难道不是吗?

其次，即便在西方国家，民主自由也不只是写在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

一个席卷了整个中国、长达两个月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参与者必定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激励，运动主要诉求也在发生改变，但是这并不影响运动的主要性质：民众对权力的质问，并且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更加平等的对话机会。

再次，在长期实行暴力恐怖统治的专制国家，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喊出的口号，和他们心中的期待或者运动隐含的目的，并不能直接划等号。

我是被官方定性的成都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活动——4月17日人民南路广场示威抗议——的组织者之一。当日，我举着高音喇叭，带领着一支队伍，从四川大学游行到人民南路广场。途中进行组织动员的主要手段，就是领头高呼口号。有些口号经过事先和同道者商议，但大多来自领呼者临场发挥。每一句口号，都要考虑参与者的普遍接受和回应的程度，包括让他们感觉到相对安全。我口头喊出的是“打到官倒”，不等于我心里不知道什么是民主自由。

最后，重要的是，这些描述不是事实。据我所知，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等诉求，一开始就出现在抗议口号和校园大字报中。

1989年5月18日，在学生示威的压力之下，四川省高层官员和与学生进行了对话，并由省电视台进行了报道。在对话中，四川省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也了解你们反贪腐、推动民主与法制化，以及深化改革的爱国情操。”(亦见5月19日《四川日报》报道)。可见，顾金池也知道，反贪腐和推动民主与法制化的诉求并不冲突。

“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

澄清这个问题之后，才能继续讲我当时做的事情。

八十年代国门洞开，中国人普遍被西方国家的发展感到强烈震惊。当时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潮，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情景。

我当时的主要兴趣在文学与哲学，但是也浮光掠影地看了很多当代历史学、心理学甚至物理学的介绍。对民主政治也很感兴趣，但可以说了解还远远不足。

运动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校园的多个角落，都贴满了大字报，每天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都在认真地阅读甚至抄写。

有一天中午，我回到寝室，发现桌子上有一大堆文件，旁边站着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是来自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志愿者，专程为我们送来北京的传单。

我记得这些传单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阐释民主自由的文章。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关键不在谁上台谁下台，而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

今天看来这句话稀松平常，但是当时对我有脑洞大开的作用。它用最简单易懂的语言，回答了当时我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随后的一个傍晚，一位年轻的老师找到我们，带我们到他的宿舍，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哲学课。记得是从萨宾诺莎讲起，一直说到罗尔斯。我印象最深的是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让渡的自由。

后来又有几位年轻教师加入给我们补课的行列。我们也一起分析运动的方向和策略。

这些道理让我如获至宝，经过消化和补充学习之后，我急于想要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些大概就是我在“宣传队”演讲的主要内容。

中弹的人也可能是我

三十六年之后，昨天(5月25日)，几位记者采访我，要我谈谈人生经历。我们花了四个半小时，还没有谈完六四。我对她们花时间听我啰嗦充满感激。

她们问到六四对我的影响，我的回答是：屈辱，以及活着的偶然性。后来我想到，还应该补充一点：在绝望中抗争。

关于第二点，我谈到了那位给我写信的朋友。他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他的一条腿中弹了。

他被送到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手术。公安干警找上门来，要带走他去审讯。医生坚决反对，说对康复不利。

他仍然被带走了。他个性倔强，不肯配合。大约一天之后，他才被送回医院。

后来，他留下了残疾，两条腿长短不一。

我对记者们说：中弹的人也可能是我。我是屠杀的幸存者。

当然，我并不确定警察的野蛮提审和他的残疾之间的关系。

AI机器人继续回答。——

……

5. 神经或血管损伤：

- 枪伤可能损伤腿部神经或血管，影响肌肉功能或骨骼生长。如果神经损伤导致肌肉无力或瘫痪，可能出现功能性腿长差异(尽管实际骨骼长度未变)。

- 血管损伤可能影响骨骼愈合所需的血供，导致骨生长受限。

6. 康复不足或不当：

- 出院后若未进行规范的康复训练(如物理治疗或功能锻炼)，可能导致关节僵硬、肌肉萎缩或步态异常，表现为功能性腿长不等。

- 若患者因疼痛或心理因素避免使用受伤腿，可能导致代偿性步态，长期加重腿长差异的感知。

……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