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薪者徐玲玲，一个职场“海王”。

最高纪录时，一个月内，她同时入职28家公司，和丈夫的月薪超过60万元。夫妻俩只花了三年，用骗来的钱在上海宝山买了别墅。

她的一天如此度过：

6点起床化妆，7点出门。白天，游走于上海各大写字楼，到不同金融公司打卡签到，或参加新的面试。晚上，穿梭于酒会交际应酬。奔碌的一天往往结束于凌晨，有时半夜3点才到家。

三年里，徐玲玲和丈夫入职过300多家公司。被警方抓捕时，她还在杭州面试。

我是在一则新闻里看到这些信息的。生活中，年轻人都在讨论工作如何痛苦，内卷、失业、“狗屎工作”，这是当下人们对打工的普遍感受。

——然而徐玲玲，在下沉的金融圈如此腾挪，一路风生水起，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来到上海，找到了破获这起案子的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支队。我一度以为，这只是一个猎奇的个案，是像电影《猫鼠游戏》那样的高智商犯罪。随着采访深入，这起骗局的辐射范围越发壮大，我相继见到听闻过此案的律师，受骗公司的老板，还被拉进一个有40个受害成员的“反职业混底薪联盟”群。

虽然最终没有见到囹圄之中的徐玲玲本人，一部完整的上海滩金融圈行骗实录，逐渐丰满起来。可是，除了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法和受害公司的荒唐遭遇，好像总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包裹着这一切。

直到我在上海的最后一次采访。那是在陆家嘴金融中心的一座高档写字楼里，距离黄浦江只有1公里。江风一吹，都是金钱流逝的声音。

就像有人形容，在华尔街，贪婪可以算是一种义务，而问题出在那些制造贪婪的激励机制上。这句话挪用在此，也不为过。

一些面过徐玲玲的人还记得，她个头不高，打扮普通，人倒是十分健谈。

陆凡是上海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和徐玲玲第一次会面是在2022年3月。当时他公司的新电影项目需要融资，急招12位销售，希望他们能找来客源、拉来投资，并且不用打卡坐班。徐玲玲是应聘者之一。

如今回忆，陆凡会形容徐玲玲“油嘴滑舌”。但在当时，无论谈吐表现，还是业务能力，面试官们都认为她非常适合。陆凡问起工作计划，她对答如流，细致地描述了如何制定客户的资产配置方案。

在徐玲玲面试的另一家公司，一位基金经理对她的印象是，“非常有底气”——当公司要求一个月做出500万的销售成绩，徐玲玲主动加码：500万太少，我要签3000万。


一年多以后，徐玲玲出现在法治节目《东方110》上，已经是在看守所里了。她扎着短马尾，面部糊着马赛克，侧对镜头重演如何在面试中反客为主。她自如地吐着“台词”：

“马云是怎么实现自我价值的？宁可当鸡头，不可当凤尾。我是要跟你共同创业的，没有我，你的格局就那么小。”

为完成对老板们的理论激励，她会抛出杀手锏：

“5万、10万你融到什么时候去，我可以帮你融到一个亿。”

一位招聘者坦言：“招销售嘛，文凭和谈吐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你能给公司带来利润。”

凭借能为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底气，在那个影视业被疫情重击、资金流潺如游丝的早春三月，徐玲玲顺利进入了陆凡的公司。

同批招进来的还有其他9名销售，简历上商业银行、信托、资本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经验起步，行头打扮一副“背景”过硬的样子：

有人开着100万起步的保时捷卡宴来面试；


也有自称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女面试者，穿着正装，一身的LV和Gucci；

还有一个着西装的中年男人，留小分头，自称家里是做生意的。陆凡看他派头十足，挺像个有资源的“富二代”。

有背景、自带资源，这大概是身为销售最大的职场美德。后来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向我介绍，这些骗薪者惯用的一招是，提前准备一份所谓的“高净值客户名单”，面试时向公司老板们“亮剑”。

这样的名单通常异常详细，包括客户的名字、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甚至还有“家里有房子几套、存款多少”。言下之意：我手握“高净值大鱼”，就看你要不要一起赚钱了。

老板们只能惊鸿一瞥，很难有当场核实的机会，一番宏愿却被似有若无地撩拨起来。

于是陆凡把这批看起来不错的销售招了进来，试用期底薪8000元，转正后15000元。对方主动提出先不用交社保，“他们说试用期万一过不了，转进转出很麻烦，对自己的征信也不好”。背调也做得很粗放，“学历很多是大专或者三本，我们也懒得去查”。

“我当时想的反正招的人也不多，先试用一个月，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人是鬼。”陆凡回忆道。

后来真相还是让他打了寒颤：这批招来的12个销售里，11个都是“鬼”。

去年12月，上海浦东警方接到报案，一家金融公司称遇到了骗子，说发现有试用期将满的员工，同时也在其他公司上班。

那是徐玲玲的“同行”，一个叫洪凯的求职者，31岁。他同样能说会道，有着某大银行工作的光鲜履历，手握不少人脉资源，多是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也应聘的销售岗。

后来，洪凯同样在《东方110》上披露了他的面试秘笈：“我一下子能够讲十几个产品，从一级讲到二级，怎么从A轮到B轮，到pre-IPO上市，我都能讲清楚。行家一张嘴，就知道有没有。”

几乎每位受访对象都会承认，这些人称得上是“面试高手”。一位受访者更是没好气地说，他们应该开个培训班，给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传授面试经验。


很快，洪凯带着另外8个销售人员以团队形式入职。洪凯的底薪3万，外加20%的销售提成。公司对他很是倚重，直接将一个2000万的融资项目交给他的团队负责。

平日里，他们9人不用坐班，只参加例会，其余时间都在外面“跑客户”——至少工作日志是这么写的，“今天见了10个客户”，“客户有多少资金”，“资金什么时候到位”。蒙在鼓里的老板总觉得那叫“希望”，一种让人心甘情愿等一等的美丽东西。

“其实并没什么很复杂的作案手法。”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对我说，这些销售表面上在“跑客户”，实则去了下一任公司面试，还能顺手拍张照片给现任公司说，“你看，我在走访这家公司”。

又等了一个多月，洪凯们进一步夯实希望，带回来20多位“客户”。喜迎客户大驾，公司办了一场隆重的产品推介会。老板注意到，那天客户们十分捧场，将会场的果盘、瓜子大把塞进口袋。


陆凡的公司也有过类似经历。

虽然刚招来徐玲玲们就碰上疫情，工资白发了3个月，但去年6月8日复工后，12位销售相继带投资“客户”上门了。客户年龄在30-60岁之间，有男有女，大多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他们似乎对陆凡的电影项目很感兴趣，又不会提太多专业问题，有的甚至连项目标的也不关心，爽快地拿走合同，说要投1000万。唯有一位瞻前顾后——事后证明，只有他是真客户。

陆凡察觉到不对劲，又鬼使神差地打消了念头。“可能是销售的业务能力比较强，他们自己把投资人搞定了。”这位影视从业者自我安慰着。

直到某天早晨，他的助理走进办公楼，瞧见一个销售躲在楼梯下，低声训斥一位“客户”。助理悄悄上楼告诉了陆凡。

陆凡的头脑突然亮堂：可能遇到“倒江湖的”了。

而在洪凯就职的公司，虽也看似宾客盈门，三个月试用期过去，该团队实质业绩为0。说再见的时刻到来了——他们的“盈利模式”就是快速滚动迭代，同时骗取多家公司的试用期工资，到期走人。

就在老板打算辞退他们的时候，洪凯的手下误给HR发了一张离职证明——他及时撤回了，还是被看得一清二楚——是另一家公司开具的证明，入职时间却和本公司一致。

老板联系上对方公司，双方一碰，原来洪凯他们同时挣两份工资。

不久，陆凡通过朋友拿到一份“行业黑名单”——是一些金融企业私下汇总的“混底薪”员工名单。名字一对，公司好几个“销售”赫然在列。陆凡这才晓得，徐玲玲和那个梳着小分头的“富二代”原来是夫妻，一对“骗薪伉俪”。

黑名单牵出了更多的受骗公司，也说明徐玲玲伉俪背后，藏匿着一个浩大的“骗薪江湖”。


浦东警方调查取证时，有的老板大吃一惊，毫无意识原来之前被人骗了。也有较真的老板选择报案，结果骗薪者魔高一丈，闹事、耍赖，还有人为了追讨工资扬言在公司跳楼的。

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解释说：“企业举证很困难，需要证明他入职的时候，是伪造的简历、学历、客户资源，还要证明他入职以后请的群众演员不是真实的客户，等等。”

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类刑事犯罪案件都被装进了普通劳动纠纷的范畴。

徐玲玲的丈夫就被告过13次，也打过13次劳动仲裁官司，回回胜诉。


为什么骗薪者总能胜诉？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元昌向我分析：现行《劳动合同法》偏重于保护劳动者，即使应聘者有欺诈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但只要上过班，工资还得发。

像掐住猫的后脖颈一样，这些骗薪者拿准了中小企业老板们的软肋：

渴望“融1个亿”；喜欢主动提出“不交社保”的员工，能省一笔是一笔；很少严格背调——即便调查，留下的前公司联系人和公章也是假的；怕惹事，怕劳动仲裁的记录上了企业信息系统，留下“经营风险”的黑历史……

但这一次，浦东经侦没有放过洪凯这条“大鱼”。

警员对他们的社保信息做了初步排查，像是找到线头，轻轻一拽，蛛丝马迹浮出来：洪凯在三年里换了二十多家公司，其他人也是如此。往往是洪凯先入职一家公司，过段时间，他的手下跟着入职。

之后，警员们调查了洪凯等人的银行流水：过去两三年里，一共有百余家公司给他发过工资，平均每月十家左右，金额从几千元到3万元不等，时长最短的一个月，最长的半年。有时，团队其他人还会将工资收入的20%转给洪凯。

直到今年3月，警方总共查了七十多个嫌疑人的2000多个银行账户。最后，装证据的盘就有8TB。

——这一切，指向某种完美犯罪模型的浮现。


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告诉我，上海警方目前发现最早的骗薪案例发生在2013年前后。嫌疑人的太太学过设计，包揽了假证制作。他流窜于上海各区，“闷声发大财”。

直到2018年左右，“职业骗薪”初具规模。随着金融行业不够景气，他们又转移到了互联网乃至实体行业，“侵蚀的速度非常快”。

他们甚至发展出一整条“产业链”，在上游伪造银行流水、简历证书等入职材料，在下游有大把“群众演员”，扮演高净值客户出席，全方位把戏做足。

到今年，被捕的嫌疑人也将骗薪自诩为“行业”了。像徐玲玲这种“经验丰富”、“能力强”的，还发展了下线。上线负责分享面试经验，提供机会，伪造材料；下线“假装工作”，再回馈堡资的20%-50%给上线。

行业进一步繁衍细分。就连最下游的群演，也有不同的角色和定价。接背调电话的，5块钱一通；参加产品推介会的，站台费四五十块；出席洽谈合同的，一百块不等。群演大多是五六十岁的退休人士，“赚点菜钱”。


截至目前，包括徐玲玲夫妇和洪凯在内，上海警方一共抓捕了超过161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超过1.3亿元。有经营者向警方诉苦，不单是亏损了二三十万工资，还耽误了产品的销售时机，错失窗口期。

与之对应的，是超乎想象的离奇案情：

一家公司招聘，欲招80个销售，实招80个骗子——相比之下，遇见11/12骗子的陆凡，算不上损失惨重。

还有一个骗薪者，先让女朋友应聘某公司HR，入职后，再把他和同伙招进去。

陆凡进了一个有40人的沪上受骗公司群，听说群里的“榜一大哥”被骗了半年多，损失一两百万。

还有的公司已经倒闭了。它们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萧瑟寒冬里。

至此，我像是跟着办案的侦探走出了迷宫。可总有一块模糊不清：

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到底是谁？

陆凡接触过的“徐玲玲团伙”里，有两三个年轻人貌似底层出身，学历有限，像是经过培训的工具人。还有一些人，的确有学识和金融工作经验，看起来和正常从业者没什么不同。陆凡不知道他们究竟哪一步走错了。


直到警方来调查，上海某私募合伙人施孝春才得知一个离职员工的确是骗子。他记得那人“履历很棒”，“专业度很高”，“形象很憨厚”。面试时穿了西装三件套，皮鞋锃光瓦亮，“一看就是外资银行待过的”。

施孝春现在仍然认为，那个骗子应该曾是一个正常的金融从业者，“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去诈骗的那种”。

在锒铛入狱之前，骗薪者曾和陆凡有过一场集体的“内心告白”。

那是陆凡拿到“行业黑名单”查清一切后，他决定摊牌。

那天，长桌上，每个座位前放了一份打印好的资料，是陆凡从别家公司获取的证据——劳动合同、会议纪要、工作日志，码得整整齐齐。

面对证据，一个“很会面试”的“男同事”吓哭了。徐玲玲面如死灰，但看不透她心底在想些什么。

那天晚上，陆凡接到好几通骗薪者的电话，无非是拜托老板放过一马。唯有一个女孩的电话让他印象深刻。

那女孩先前来陆凡的公司面试过，最后没有入职。她自述生于1994年，留学归来后，赶上P2P行业火热，便入行了。拉来亲朋好友一起投钱，结果筹款全打了水漂。她自觉走投无路，成了骗子。

陆凡记得女孩的声音有些颤抖，她低声下气地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

陆凡私下里打听，女孩家里的确有过那么一遭。


警方也表示，在已抓获的嫌疑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来从事P2P行业。

2007年，P2P进入中国市场，一度成了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标志。高峰时期，全国实际运营的P2P机构约有5000家。2015年左右，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一些公司相继垮台、爆雷。直到2020年11月，P2P行业彻底清零。

施孝春告诉我：“P2P之后，个人投资者对市场的投资信心受到影响，其他合规类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股权投资等资产类型公司也出现了波动。”

很难估量其间多少人被殃及，沦为“金融难民”。

“P2P爆雷后，一些从业者的客户亏得血本无归，他们变成了徒有经验，却没有任何资源开拓客户的人。”施孝春说，过去，这些可能是底薪一两万，年薪50万往上的人。

经济势头好的时候，“高管”、“94年海归女孩”借着时代的光，在高收益的金融业顺风顺水，不惜加大杠杆，在上海背上昂贵的车贷、房贷，以拥有世人眼中符合身份的配置。

当潮水退去，高处的生活何以为继？曾经用来装点门面的一切，立刻变成巨大的负累。更别提那点脆弱的虚荣心了。

“其中一部分人，最早也是两眼充满光和希望的打工人，并不是龙勃罗梭笔下的born criminal（天生犯罪者），”接触过骗薪受害者的律师钱元昌说，“但他们最终拿捏了金融销售的漏洞，踏进深渊。”

施孝春最早在银行工作。赶上了金融业枝繁叶茂的阶段，他和同事相继离开铁饭碗，想在金融圈搏一把。2014年，同行们聚餐，坐满了三桌。酒桌上，一个友人问施孝春，假如客户投来200万，他一年能赚多少佣金。

施孝春回答，6000块。

友人的筷子朝桌上一敲，先比了两根手指，然后四根，看着施孝春的眼睛，说：“我们这儿，24万。”

谨慎的人心知肚明，收益如此，这类公司的金融产品一定有问题，但那友人却一脸笃定。

“他能不知道这东西是骗吗？”9月底的上海阴雨连绵，施孝春坐在办公桌前，沏了一杯茶，说，“只不过他有一个侥幸的心态。”

等到2019年再聚会，当年的三桌人只能坐一桌了——有人离开了，也有人“进去了”，包括那个200万能提成24万的朋友。

我在搜索引擎上查询，金融人应当信奉的第一定律是什么。答案不一而论，“利润最大化”，“时间的价值效应”，“保住本金”。后来，我在一本写华尔街的书《大空头》里找到一句很朴素的答案：要在众人皆醉的时候，保持清醒。

施孝春的办公室位于陆家嘴金融中心。这块占地31.78平方公里的区域，容纳了50多万金融从业者，区域经济总量超过6300亿元。窗外，是一片玻璃大厦的丛林，西装革履的人们行色匆匆。好像轮盘转起来，随便一指，某个门面背后就是数以亿计的生意。



“陆家嘴有很多优秀的金融公司，都没有牌面的。因为做理财投资，要看成本和利润。”施孝春继续说道，“如果把所有的成本都花在了包装上面，势必利润要高，风险也一定会大，对吧？”

这句话也是对骗薪案的映射。施孝春说，金融业向来不拒绝能“带单入职”的“资源咖”、“富二代”。而骗局得以存续的条件之一是，骗薪者借由精美的包装，让老板误以为低本高效地找到了对的人——譬如那个“可以帮你融到1个亿”，还不用交社保的徐玲玲。

“我其实很忙的，”被抓后，徐玲玲忍不住向警方自证，“我每天早上眼睛睁起来，我就出去面试了，晚上很晚回来，中饭也顾不上吃。”

她确实“敬业”，怀孕也没停下。她在A4纸上记录了自己每个月入职的公司，入职时间、岗位信息、简历资料，一个月一本文件夹，台账明明白白。

勤奋的“打工人”不止她一个。一位受骗老板纳闷，招聘刚发出去一二十分钟，就有人投来简历了，还那么对口——骗薪者整日盯着Boss直聘等招聘平台，以稳固的频率刷新着页面。到了旺季，“高手”一天能面试三五家公司。

就像一群在下行扶梯上奋力“攀登”的人，误以为只要“跑得快”，就能逆流而上，抓住幻梦。



施孝春有时和业内朋友聊天，说自己能坚持到现在不是因为条件多优秀，而是“胆子小”。

他的笑里透出一些苦涩，又说，“第二是运气好”。他幸运地顺应了潮水的正确流向。

他见过很多自信的金融人，跳槽时没看准，抑或出于某种“富贵险中求”的危险心理，进了错误的公司，做了错误的选择。

杯子里的茶叶打着旋儿沉在杯底。如履薄冰。

施孝春咂摸了一口茶水，最后说道：“这一行，一秒天堂，一秒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