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从“红利”逐渐变成“负担”，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由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等人创立的《育娲人口智库》，一直都是中国人口研究方面的领头羊。

根据育娲人口智库的估计，我们至少需要用GDP的5%来进行生育减负，才能够把生育率从2022年的低点逐步提升到1.4，即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

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2030年中国的新出生人口也只有1062万，2050年中国的总人口也只有12.9亿人。

GDP的5%是什么概念？

以2023年为例，当年度中国GDP总量为126万亿元人民币，5%就是6.3万亿元，一年仅仅是在生育减负上，我们就需要用至少6万亿来发钱、完善生育配套措施等等，这是一笔几乎不太可能实现的开支。

如果没有这笔开支，人口形势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按照育娲人口的估计，在没有实质有效的生育减负政策的低预测情形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23年降至900万左右，2025年跌破800万，2027年跌破700万，到2050年则会降至493万，到2100年，则仅有100万不到。

现实情况是，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仅只有902万人。

今年能否跌破800万，这已经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止住人口出生的下跌趋势。

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目前中国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到本世纪中叶出生人口将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四分之一。

当人口出生率不断下跌的时候，中国的出生人口甚至还有可能在2056年被美国反超。

目前中国总人口还是美国的四倍多，但出生人口却将在两代人后被美国反超，可见中国人口衰竭之快。

人口下滑，尤其是新生儿人口严重不足，会带来什么后果？

最直接的冲击，就是老龄化社会下的养老负担。

在现代商业社会下，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需要消费，需要父母赡养；一直到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又开始反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一直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当人口开始老去的时候，反过来，宏观上的福利体系又会开始向他倾斜；当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多，而年轻人越来越少的时候，福利体系开支越庞大，整个社会的宏观压力也就越沉重。

从人口学上来说，如果总抚养比低于50%，就称为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如果总抚养比高于50%，就称为“人口红利”结束。

按照育娲预测，在高预测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35年结束；在中预测下，人口红利将在2036年结束，按照最低预测，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将在2038年结束。

如何理解人口红利？

简单来说，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奇迹的核心动力之一，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攀升带来的“人口红利”。

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近1亿人，占全球劳动力增量的主要份额。这一阶段，充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低廉的用工成本，支撑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东亚经济体约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可归因于人口结构变化。

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老年人越来越多，整个社会需要付出的养老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意味着增长会变得越来越难。

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062万，2022年跌破千万大关，总和生育率仅1.0，居全球倒数第二。85后、90后群体受高房价、教育成本、职场竞争等因素影响，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导致代际人口断层加速形成。

截至203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20%，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100年，老年抚养比或达100%，即每个劳动力需抚养一名老人。

从2038年老年抚养比超过50%，人口红利结束；到2100年，老年抚养比达到100%，人口加速衰老的趋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

老年抚养比超过50%，就意味着每两个劳动力需要抚养一名老人，而这位老人还不是你家里的父母或丈母娘，而是传统社保养老金需要发放的老人。

这也意味着，未来年轻人每个人头上的社保缴费基数可能还会继续提高。

以城镇退休职工为例，目前中国城镇退休职工的月均养老金在3000元左右，到2038年抚养比超过50%，两位上班族供养一位退休老人，那么平均每位上班族就需要贡献1500元每月的养老金成本。

压力大还不仅体现在宏观社保成本上，独生子女所面临的“双父母”模式，也将会让这一代年轻人分身乏术。

人口减少，就意味着未来人工成本会大幅上升吗？

也不尽然。劳动人口减少将推高企业用工成本，压缩利润空间。据测算，中国资本回报率已从2000年的20%降至2020年的8%，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这对依赖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构成直接威胁。

企业利润下滑，员工薪资会大幅增长吗？可能也不会。

另外在内需消费市场上，可能也会面临结构性失衡。当前中国消费市场呈现“两头强、中间弱”特征：老年医疗、婴幼儿产品需求旺盛，但中青年群体受房贷、教育支出挤压，消费升级乏力。

未来人口结构变化可能还会进一步放大这一矛盾。

人口红利结束，意味着过去那种靠劳动人口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彻底过去。

届时房子、土地、社保养老体系、教育、母婴都会遭受重击，最终将会拖累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年轻人对生活的痛苦感知。

一个简单的“421”家庭模式，年轻人夹在中间的痛苦就可想而知，当养娃买房彩礼这一系列沉重成本不断倒逼年轻人负重前行的时候，未来随着养老这一重担的加剧，年轻人或许还要更为痛苦。

因而，更多的新生人口，才是解决人口红利消失的根本性答案。

但按照育娲人口智库的研究，一年要拿出GDP的5%，6万亿元来刺激生育，这几乎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的先例，未来虽然可能会有这样的先例，但生育支持开支加剧，就意味着其他开支将会减少。

过去几年我们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对清洁能源乃至各种工业的补贴，就会减少。

最终，这可能又影响到产业转型乃至升级的结构性问题。

当人口、产业、养老、消费等各种问题接踵而至的时候，我们需要分清谁的优先级更高，考虑到人口才是一切问题的基石，那么优先解决人口生育难，或许才是重中之重。

人口问题解决不好，产业就会过剩，养老成本还会加剧，消费自然也无从谈起。

过去独生子女的代价，今天又要以另一种方式去付出更多代价，或许才能够稳住当前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