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先生

　　对在美国的留学经历，王小波的书中很少提到。他大姐王小芹说：“小波学成回国后，我曾劝他写写美国的生活。那是1988年，从美国回来的人很少，关于美国的文章也很少。我想，他写出来一定会受人欢迎的。可听了我的建议，他不屑地说：我不愿意写美国。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开始写在美国的经历，写欧洲的旅游。我从其中读到了他的经历，他深藏心中的甘苦。轻松风趣的语言背后，有他身心所受过的磨难。”

　　大学

　　“脸色黑黄，嘴唇发紫，上身颇长。坐在凳子上，比他身旁的班长高出一大截。”这是1978年进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班上第一堂课时，王小波给刘晓阳留下的印象。事隔多年，王小波的好友、远在美国的刘晓阳回忆起这位大学同窗，仍然喜欢引用当年为纪念王小波去世而写的文章《地久天长》里的语句。

　　“我们第一节课是在人大一座朝北的平房教室里，讲台在西墙，入口在东墙的北角。双人课桌摆了三列。我单独坐在北列的最后一排。王小波和郑英良坐在中间一列课桌的倒数第二排。我是在老师点名时注意到王小波的，因为他和我一位插友同名。”

　　王小波和大学同学

　　刘晓阳说，刚看王小波的长相，感觉是“口里口外，刀子板带”类到城根、河沿约架的爷们，“下课后，因为初次见面，大家都故作矜持。我站在教室外点烟，王小波也掏出烟来，好像没找到火柴，很腼腆地跟我借了个火。看来此人不像恶人。我俩站在一起，身材竟是一般高”。

　　刘晓阳说，贸易经济系与经济信息系是当时人大招的仅有的两个理工科班之一。“前者数理化和生物课都有，后者有数学和计算机课。我们班有大约三十一二名学生（中途有一人停学）。除两人来自湖南，一人来自广东外，其他全部来自北京。因为那年人大是后复校的，没来得及发招生通知，便只好就地招北京生了。我们班有三人，包括我，不是选择了商品学，那是最初因为出身被刷下，后来又分配进的人大。当时班上有三分之一老三届学生，其他人有一些低于老三届的插青和1978年的应届毕业生。全班同学平民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较多，农民子弟只有延庆县来的人。”

　　1982年王小波与刘晓阳在中南海

　　我和王小波属老三届，而且彼此都爱聊天开玩笑。上学期间王小波和我在一起，除了上课，就是瞎聊，天南地北，没什么边际。总是到了快期末时，才坐下来恶补一下功课以应付考试。王小波属于没类型的学生，他平时喜欢的就是聊天，爱好看闲书。至于学习成绩，我因为不大注意自己的成绩，也就更不注意王小波的成绩。”

　　这次好友相识，王小波在《盛装舞步》中也有提及。“初入大学的门槛，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相像：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后来发现，他不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于是感情就很好。每天吃完了晚饭，我要在校园里散步，他必在路边等我，伸出手臂说：年兄请——这家伙把我叫做年兄，好像我们是同科的进士或者举人。我也说：请。于是就手臂挽着手臂（有点像一对情人），在校园里遛起弯来，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

　　刘晓阳解释说：“王小波该文提到的就是我，但有很大夸张，很多细节都是他创造的。我们聊过马步，主要是我讲给他听，他没骑过马。王小波纪念文集叫《浪漫骑士》，浪漫则浪漫矣，骑士可算不上。”

　　在刘晓阳记忆中，王小波为人厚道，在班上是个典型的老好人，对任何同学提出的任何要求从来不会说“不”，和每一个同学关系都很好。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对此感触很深：王小波去世年后，小弟弟王晨光在美国底特律被一黑人刺死。小波大学时的同学、当时应届生里最小的阎景明在加拿大，天天开车过底特律大桥来帮忙。他对王小芹说，小波去世后很久他才知道消息，晚上做梦梦见自己背着浑身是血的小波，往东走不通，往西也走不通，醒来后心里特别难受。

　　考入人大前，王小波在1978年春曾参加过一次高考。虽然出身于一个深信“文科可以自学”，“学不了理才学文”的理工科知识分子家庭，虽然与兄弟姐妹一样喜欢理科，但王小波第一次报考的却是戏剧学院。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笑称，“是李银河让他考的”。考试没通过，王小芹印象中是卡在复试一关，“得写高大全人物，小波就不是文坛内的人”。

　　对商品学这个专业，王小波似乎并不感冒。“我多倒霉，上这个劳什子学校。”让他烦恼的，是“洗试管，洗烧杯，洗漏斗，洗该死的坛坛罐罐”，“洗不干净试验做不成就不及格”。王小芹也知道弟弟动手能力不强，但她笑着说，“他其实也适合这个专业。从云南插队回来，他因为得了肝炎很多东西都不吃，鼻子特别灵，一闻就知道食物的好坏”。

　　王小波与大学同学

　　王小芹所不能理解的还包括，以邋遢为个性标志的弟弟居然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当选班里的生活委员。“那时生活委员要收集班里所有同学的粮票和钱，集体买饭票，小波是那种把东西收来就往兜里一放，至于东西是否放进兜里就不管的人。我当时还纳闷，他这样的怎么能当生活委员啊？得把人家的粮票都丢光。”

　　王小波结婚的消息对全班来说都很突然。刘晓阳说：“因为从未见他谈过恋爱。我还是从班上女生嘴里知道消息的。因那时在大阅览室的报架子上摆的《中国青年报》上曾有过李银河的文章，我们班的女生比较注意看报上时文，都对王小波娶了李银河表示惊讶。我事后才知道才女李银河的。那以前没注意过。”

　　对这场不事张扬的婚礼，李银河曾经简单讲述过：“我们是1980年元月21日登记结婚的，没拍结婚照，也没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那时他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因为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我们是秘密的。我们都不注重形式，他从来没买过花儿，他是不进商店的人。唯一的一次他给我买过一顶纯毛的帽子，是生日礼物。那时是花了5块钱，大概现在要50块吧。”

　　婚事如此隐秘，以致某天早晨当刘晓阳在校门口附近遇见小波，惊奇地问他结婚这事可当真？“小波咧开大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掏出几块糖塞给我。”

　　1992年王小波与同学在人大实验楼前

　　留学

　　1982年，王小波大学毕业。对于毕业分配，用刘晓阳的话说：“我们无从选择。我们班的北京生除一人去外地，只有我一人是厂来厂去，分到工厂，其他人都分到了机关学校。王小波去人大分校教书，不用坐班，我则要在厂里坐班。”

　　不久，刘晓阳和王小波的夫人都出国留学去了。“小波上下班半路上拐个弯就能到我们厂，他常来我办公室聊天，有时还去厂里的澡堂洗个澡。我们毕业后对将来没什么打算，就是等国家改变留学生政策，以便我们也能走西口去会各自的老婆。那时我们受到两项政策的约束。其一是留学人员不许带家属，如果一人留学，则配偶不得出国。另一条是大学毕业必须服务两年，否则不得出国。”

　　1984年整个上半年，王小波都在忙联系出国的事。护照拿到了，然后是签证。刘晓阳说：“我和小波对签证心里都没谱，还是先侦察一下‘地形’罢。美国驻华使馆门前常围着好多人。据说一旦被拒签，就要在护照上作个记号，很长时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所以很多人在门外打探消息，如果里面的签证官员比较手松，就赶紧去签，如果手紧，就躲着点。看好‘地形’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小波一起进使馆排队，眼看就要轮到我们了，这才忽然感到万一惨遭拒签的恐怖。我们俩互相推诿让对方去蹚地雷，小波发一声狠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我前边打头阵去了。我们俩人那时英语都不行，头天晚上刚结结巴巴背了几句临时可能用的现成句子。不料小波从窗口底下塞进去材料，人家连一句英语都不问，随手就批了。我在小波后边，也和他一样，顺利签成。”

　　王小波与李银河

　　刘晓阳特意强调：“当时王小波手里只拿了一份IAP-66表，自然得到的是J-1公派签证。我手里除了IAP-66表以外，还有份I-20表。我把两张表同时递进去。签证官让我选一个。我便选了I-20表，拿了F-1自费留学签证。我们两人都不是陪读的J-2或者F-2签证，而是各自直接留学。”

　　“刚走出使馆没多远，又停在那里：下一步该干什么呀？我们想了想，觉得应该是买飞机票和置办服装。于是商定好一个日子，一起去采购。采购那几天，我们俩到处看服装，可就没我们大男人合适的衣服。我和小波走一处生一处气。最后只好到利生体育用品商店去买运动服装，兴许还有大号的。因为运动员还是个子高的多。果然不出所料，利生有大号的。于是两人各买一身，权充出国的行头，也顾不得太多体面了。”

　　刘晓阳去的是美国北部的一所大学，王小波去的是妻子李银河所在的东部的匹兹堡。虽然一直有书信来往，对于王小波在美的生活，刘晓阳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两口子玩了不少地方，包括去欧洲；曾经买过一辆旧车；从开始留学到最后回国似乎没搬过家。他们租的住处离匹兹堡大学近到只有步行距离，平日用不着开车。我感觉他们两口子把钱都花在旅游和伙食上了；吃得很好，对住房不怎么挑剔，汽车也可有可无”。

　　事实上，虽然在王小波家人和朋友看来他是个没什么物欲的人，但是钱的问题和与钱有关的挫折感，正是从留学生活开始对他有比较强烈的困扰。

　　王小波和哥哥王小平

　　王小波的大哥王小平在王小波到美国一年后，获得美国图兰大学的奖学金来到美国学统计学，王小平说：“出国前，研究生文凭的我月工资不到100元，相当于美国人干2小时的工钱。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贫穷是若干深重苦难中的一种，只是在国内，大家都穷，不觉得有什么，但到了美国，当你发现连一个叫花子都比你过得好时，那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是巨大的。”

　　“小波聪明，数学和统计学的功底比经济系一般学生强，一度想跟我在图兰大学数学系念统计，我帮他找教授，递申请材料，希望能申请到奖学金。对当时的中国学生来说，像图兰大学这种私立学校，虽然有名气，但是每年2万美元的学费足以让没有奖学金资助的学生望洋兴叹。而且在这里，只有学英语专业才好找工作，也能偿还得起当初借的学费，但是小波的英文太差，最终没有得到资助。”

　　据王小平回忆，弟弟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李银河一个月的奖学金大约是400美元，每月扣除20美元的健康保险，还剩380美元，要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拮据程度可想而知。王小波在1985年3月29日写给刘晓阳的信中，心情沮丧地提到了打工生活：“这些日子心情不好，联系了一大批学校，已有四个来了结果，三个不成，一个同意入学，没有财政资助，成天惶惶然不可终日。没办法，转起打工的主意。今天去打了一天工，挣了20块钱，累得不善。去的时候心情颇不佳，因为没干过waiter，只好刷碗。干的时候心情更不佳，真他娘的累。拿钱的时候心情不错，回来一想又闷闷不乐。像这么干，一星期干六天也挣不出学费来。”信最后他感叹：“累得屁滚尿流。今天老婆通过了资格考试，气焰万丈。从泔水桶边归来，益发不乐也。”

　　虽然觉得文科课无味之极，但用王小平的话说，“出来了总不能什么都不学”，王小波最终去了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并通过妻子结识了许倬云教授。李银河当时在匹兹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她的导师是杨庆先生，来自台湾的许倬云教授在历史学系执教，还有一个社会学系合聘的职务，因此，他也列名在李银河的学位导师小组之中。据许倬云教授回忆，某一天，李银河找到他，简单介绍了一下王小波的情况，希望许倬云能给予指点。

　　“后来，我在办公室见到了他。样子懒懒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人很诚实。谈话很随意，不那么一本正经。他内心很无助，不知该怎么办。匹大的东亚语言文学系其功能主要是训练洋孩子学华语，文学部分相当单薄，对于小波来说，这里实在没有值得他修习的课程”。匹大有项“独立学习”的功课，还有一项“个别指导学习”的课程，等于学生与老师之间一对一地谈话，在得到许倬云的同意后，王小波挂在他名下注册上课。这样，每周三的下午，两人会有一个两小时的讨论。

　　“谈话并没有限定在文学范围，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是古代史和社会史。我们谈自由的意义，谈民族、中国的前途和过去，不一而足。我也讲他的文字，认为精练不够，有些松散，这是国内很多年轻作者都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没有老国学的底子。我甚至给他改文章，他也很同意我的看法。我知道他们经济上很紧张，偶尔听他提起打过工，但是他从来不抱怨。在美国，生活细节属于个人隐私，他不说，我不会问。他不提出要求，我也不会主动去帮忙。所以，我们的交流主要是精神层面的。”那段时间王小波正写作《唐人秘传故事》，就历史传记与许倬云探讨过。在许倬云看来，这是条应该走下去的路，他不明白为什么王小波最后选择的却是小说创作。《唐人秘传故事》应该算王小波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书稿成于美国，曾特意寄给了李银河的母亲，希望能在国内出版，却无人看好。后来，是王小波做生意的二姐夫在山东找了家出版社自费出版，结果却是，“书出来后，卖得并不好”。

　　虽然这样的交流只维持了一年左右，但是对王小波来说，却是千里马得遇伯乐。王小波第一次在《联合报》得奖的作品《黄金时代》就是由许倬云推荐的。“我与《联合报》比较熟，知道每年他们都有征求小说大奖，平常都是由小说家推荐，我看了小波的《黄金时代》后就对他们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不错，我以读者身份推荐行不行？他们说行，就把小说拿过去了。后来果然得了大奖。”许倬云对王小波作品的评价是：“很真情，不虚伪。用他的笔写出了一代人想说却说不出的想法，反映了他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即使批评，也是厚道的，不尖酸刻薄，不是谩骂，而是带着怜悯和同情写他所处的时代。”

　　王小波在1992年写给刘晓阳的信中提到这次得奖：“写了个中篇，得了《联合报》25万新台币的奖，在10月底到11月连载，有兴趣可找了看。还有一本书在香港出。将来就想吃这碗饭，现在年尚富，力尚强，挣了钱，将来养老不成问题罢。”而王小平说，《黄金时代》得了奖，但最开始在香港是作为色情文学出版的，书名为《王二的风流记》，封面上是一片青翠山林中，一个陈清扬躺在地上，一个王二站着，两人都是裸体。

　　王小平回忆起与弟弟在美国仅有的两次出行经历时说：“生活确实很苦，比国内还苦，一分钱都要省着花。但是快乐也是有的，每到一个地方都很新奇，很想看看，那种玩的自由和开心是在国内很难找到的。”

　　三兄弟在美国唯一一次相聚源于小弟弟晨光在肯塔基拿到硕士学位后，要到纽瓦克一所大学读博士，王小平带着小女儿从新奥尔良开车接上小弟去匹兹堡与小波会合，打算从那里去波士顿等地游玩。

　　那是王小平第一次见到小波的住所，“类似于一个小中国城，很多中国学生合租，然后分摊房租。那幢2层小楼，6到7个房间住的都是中国人，合用一个厨房，卫生条件也不好。小波和银河两人住一间十几平方米大的房间，地上放一个床垫，有两个音响，放着古典音乐。美国的东西不对口味，他们最爱吃的是比萨，贵的吃不起，只能吃当地最便宜的那种，大约5美元一个”。走的时候，小波把其中一个音响送给了小平。

　　王小波驱车在美国西部旅游

　　在王小平记忆中，小波夫妇曾经买过一辆很旧的白色大车，有6到8个缸（在美国，买大车比买小车便宜，可能也就1000多美元）。夫妻俩都是在美国学会开车的，但是都不灵光。王小平说，小波个性上就不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属于做一件事就能把别的事给忘了的人，只能把车开直了，但不能分心去看路；而李银河手脚配合不好，于是两个人就形成一个固定搭配，小波开车，李银河坐在旁边口头指挥。王小平到美国后第一次看见他们开车，就坐在后座上。“当时小波学开车不久，紧张，李银河就在一边指挥，这边车来了，那边要拐弯了，一会加油，一会叮嘱刹车，忙死了。我在一边看得提心吊胆的。”

　　王小平到美国不久，王小波开车接他去佛罗里达，半路上车坏了，漏油，修了修接着用。后来有一次从高速路上下来走侧道，撞到杆子上，坏了，扔在那里就走了。“从那以后小波夫妻俩就没有车了，再出门坐‘灰狗’，有时遇到有人需要把车从一个城市开到另一个城市，他们就可以获得免费开车旅游的机会，还可以挣些钱。”

　　“小波和李银河决心在回国前游遍美国所有地方，但没那么多钱。住旅馆承受不起，就买了个帐篷，在美国旅游胜地，大城市有专门的帐篷营地，提供车位、水果、电源，甚至能够洗澡，用电炉做饭，只需要很少的几美元就可以。这些帐篷营地在地图上都有标记，因此，每次出门前，他们都要看好地图，然后出去时自己带上炊具、原料，在路上做饭。找电源有时候会麻烦一些，可以到公路旁边休息的地方去接，实在不行就去厕所里接。没钱的时候，甚至在路边树林里捡木柴生火做饭。”

　　第二次出游，王小平和王小波夫妇先到了新奥尔良。之所以来这里，王小平说：“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在这里，小波小时候反复读过马克·吐温的作品，而他作品中有很多是关于密西西比河的，小波要先看看这条河。当时开车到了河边，他站在码头上静静地看了很久。”

　　从新奥尔良出来，三人到了佛罗里达、索尔索塔、丹佛，一直往南。“主题是探险，假装自己是汤姆·索亚，想去沼泽地公园旁边的树林探险，没走几步，发现树上毛茸茸的其实是挤满了大蚊子，吓得跑出来了。”一直到基韦斯特（Keywest），那里珊瑚礁多，一直插到墨西哥湾，走到最顶头，很多人在那里等着看落日。小波有篇小说《半夜两点钟》里提到的垃圾虫，就是写的这段经历。当时那个岛上有很多度假村，很漂亮的别墅空着，大门敞开，我们进去看，感叹“那么好的房子没人住”。出来碰到一个美国的蓝领，30多岁，据说大学是学哲学的，跟他聊老子、孔子还真是那么回事。问他怎么谋生的，说是“捡一些东西修好了再拿去卖”。当时我很惆怅，“在美国学哲学的最后就干这个？小波却没说什么。”

　　“那次旅行之后，我回新奥尔良，小波夫妇回匹兹堡去了。这是仅有的两次来往，其他的时候我们都是书信联系，小波的精神很愉快，他说经常去匹大图书馆，看到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书，包括父亲的书。还看了很多很美的电影，电影院贵，他主要是租录像带回家看。王小波受美国电影影响大，美国电影的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一样，这种影响在他文章里能看到，比如他文章里的那种活跃快速的节奏感，就来自美国电影。”

　　1988年，王小波夫妇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李银河在文章中说：“这个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作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基于双方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都不是很高，李银河的社会学研究和王小波的写作离不开中国社会，夫妻俩选择了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