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日，川普在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当天，迅速签署行政命令，成立了“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DOGE），并任命特斯拉CEO伊隆·马斯克为主管。 这一举动震惊了美国政坛，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根据马斯克的构想，DOGE的核心目标是削减2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虽然他坦承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削减可能约为1兆美元。 为此，DOGE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改革措施，包括：裁减9,500名联邦政府员工，削减人事开支; 推出买断计划，约77,000名政府雇员自愿离职，获得8个月薪资作为补偿; 加强政府支出的审查机制，以提高行政效率。

然而，这场改革并非毫无阻力。 联邦法院陆续收到针对DOGE的诉讼，政府雇员雇员会也强烈反对，认为大规模裁员会影响公共服务质量。 尽管如此，川普政府仍在推动变革，试图以企业式管理取代传统官僚体系。

中国的财政压力与政府低效率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行政效率问题更为严峻。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目前财政供养人员包括：公务员：约800万人; 如果加上机关事业单位合同人员：约4,835.9万人; 如果再加上国有企业员工：约7,900万人; 如果再加上退休及离休人员，总数远超8,000万人。

换言之，中国至少有8,000万人直接受到政府财政支持，这还未计入政府补贴的其他领域。 2021年，中国的全年税收收入为17.2万亿元，其中7.04万亿元用于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支出，占比接近40%。 如果再考虑到公立机构的运营成本，财政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近年来，中国虽然多次进行“大部委改革”，试图透过合并部门、精简人员来提升效率，但成效有限，越改膨胀越大。 另一方面，反腐运动年年进行，贪腐案件却层出不穷，涉案金额屡创新高，让人怀疑所谓改革是否真的有效。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比川普更需要一个马斯克来进行政府效率改革。 然而，即便马斯克亲自前往中国，也难以突破中国的体制障碍。

马斯克能拯救中国政府效率吗？

如果中国要效仿美国成立“政府效率部”，是否可行？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原因有三：

官僚体系的根深柢固：中国特有的潜规则，中国的政府结构不同于美国，拥有庞大的官僚阶层，许多部门设立的目的并非提高效率，而是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与监管。 简单裁员，将导致社会稳定问题，甚至影响党内政治平衡。

市场经济受政府高度控制：马斯克的创新能力来自于自由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环境受到政府严格监管，企业要想发展，必须与政府维持良好关系，受到中国政府监管，这使得真正独立的创新型企业难以出现。

信息管制与缺乏透明度：马斯克的经营风格强调信息公开，例如他在 Twitter（现 X）上与员工直接对话、批评美国政府政策，甚至与股东争论。 但在中国，这样的做法不可能发生，因为信息管制与言论审查会限制企业家的发声空间，甚至可能触犯“泄密”相关法规。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难以培养出像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 即便有类似的创业者，也会面临与政府博弈的困境，最好的结局恐怕是像马云一样淡出，甚至选择离开中国市场。

中国政府效率改革，已落后于越南？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政府改革已逐渐失去动力。 相较之下，越南在近年来的行政改革显示出更强的执行力，其政府持续推动精简机构、加强反腐，并吸引外资，某些层面甚至已超越中国。 随着中国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政府的低效率问题若无法解决，将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性。 习近平需要马斯克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但在当前的中国体制下，马斯克式的改革恐怕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