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条狭窄的通道，有人开出了更高的价格，想要比别人率先通过；也有人明里暗里地表示，他有别人没有的门路和捷径，只要跟着他，就不需要和大部队争夺有限的位置。

41年，1226篇论文，平均每年29.9篇——对于绝大部分的研究者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望尘莫及的数字。

2024年12月初，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喻国明发布向学术期刊《新闻界》主编“微信投稿”的聊天截图，因其论文高产和投递方式引发社会热议。喻国明教授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通过期刊的匿名评审，走正常的审稿流程的，只是有可能在学术期刊的约稿和专栏的正式投稿前，先和编辑沟通选题是否符合要求。

有网友查询中国知网后发现，仅仅在2024年，喻国明教授就已发表了45篇论文。而对于更多初出茅庐、资历尚浅的学术人来说，迫于毕业升职压力却苦于投递无门，是更迫切的困扰。

如今，用“僧多粥少”这个词形容学术论文发表的现状再合适不过。

一方面，许多学术期刊每年的投稿量达到上千篇，而刊发的论文却只有50篇，录用率不足5%。同时，很多核心期刊常常被拥有更好的学术资源的学者占据大量版面，形成大批学术青椒、博士“一版难求”的局面。

以某人类学核心期刊为例，2024年12月15日刊出的这期期刊总共收录了14篇文章，其中几乎绝大部分的第一作者都是已经成名成家的研究人员或教授级别的学者。

另一方面，在学术期刊甚至是核心期刊上发文，已经成为了包括职称评比、研究生毕业、绩效申请、留校任教等的必要条件，并且它们往往带有一定时间限制。

例如北京科技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博士毕业条件，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在SCI、EI检索源期刊上正式发表论文至少3篇，其中至少有1篇在国外期刊发；(2)发表SCI期刊论文的影响因子之和大于(含等于)6；(3)在SCI期刊二区(含)以上发表2篇以上的论文。

按照正常流程来说，作者向国家认可的正规学术期刊投递，如果文章被收录，只需要向刊物支付一定的版面费，价格一般几千元。但是，在有限的版面资源和日益膨胀的发文需求面前，一条围绕着论文发表的灰色产业链应运而生。

花8.6万元，让核心期刊上署上我的名字

“本刊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四大期刊网正规查询的双刊号公开发行学术期刊，优先审稿，出刊快，欢迎咨询投稿。”一个论文发表网站上的弹窗信息如此介绍它自己。但和客服对话几句后，便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学术期刊，而是面向作者兜售学术期刊资源和渠道的中介。

“北大核心七八万，南大核心要8万以上。”我提出有在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上发文的需求后，一名自称是论文编辑的中介A发来了报价。在社会科学学科里，普遍被认为投递困难最大的“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也在论文中介的业务范围之内。

或许是感受到我回复速度变慢，没过多久，她向我“贴心”地建议：“发SCI（科学引文索引）可以吗？价格可以便宜点，大约6万元，也好发一点。”

得到我否定的回答后，中介A立即表示没有问题，她再帮我寻找有无合适的核心期刊。

两小时过后，这名论文中介直接给我发来了两篇具体的论文题目：“AIGC赋能媒体融合 推动主流媒体新业态发展”“地方主流媒体2024巴黎奥运会报道的特色分析”。

“这两篇是过稿转让的，2026年刊期，发在南大核心期刊《传媒杂志》上。”而对应的价格，达到了8.6万元。中介A表示，他们并没有论文代发服务，只有过稿转让的业务，原因在于“一般都过不了”。

所谓过稿转让，指的是论文已经通过期刊初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原作者不再按计划在期刊上发表，将论文转让给符合需求的作者。好听的说法，是不浪费学术资源。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彻头彻尾的学术造假行为。

只需要8.6万元，我几乎就可以不费任何额外的力气，让一篇核心期刊上署上我的名字。

而我联系的另外一个论文中介，则不断向我强调按照常规流程投递论文的难度之大。“一般自己投稿的话，除非文章写得特别好，几万份稿件中会有一两篇被录用。这种情况就比较幸运，只需要支付几千块的版面费即可。”

中介B补充道，“但是这样杂志社赚不到钱，（杂志社）一期就收个一两篇文章，剩下的版面就留给我们这种文化公司，但是价格贵，（一篇）要几万块，因为杂志社也是需要赚钱的，这种审核就不是很严格了，但是也需要文章写得比较好。”

这名中介所提到的“版面售卖比例”，真实性尚未可知，但其言下之意仍然表明，向文化公司售卖出版物的版面，已经成为了期刊和出版社的重要盈利方式之一，也演变为了行业所心照不宣的默认规则。

而一名在学术期刊实习的在读研究生也告诉《新周刊》记者，部分学术期刊向论文中介出售版面，售卖论文发表渠道，甚至过稿转让的情况，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中介B的业务比中介A更加全面，包括论文代发和过稿转让：如果是论文代发，南核需要5万左右，北核则是4万左右。而如果是过稿转让的话，价格同样会贵一些。

当我询问是否有传媒类的核心期刊成稿转让时，中介B同样发来了《地方主流媒体2024巴黎奥运会报道的特色分析》的论文题目，只不过售价远低于中介A所说的8.6万，开价为5.6万，口头通知过稿，但如果需要电话查稿的话，则需要额外加2000元。

感受到我有意愿下单之后，他立即向我发来了一段描述流程的文字：确定安排→发送文章查看→确定文章质量过关（具体以杂志社审核结果为准）→支付50%审核定金→安排文章杂志社审核→审核通过发送录用通知（审核失败退全部定金）→支付尾款→安排文章定版→出刊→中国知网检索。

最后，他附上了一张他所在公司的营业执照，成立日期为2015年4月。他强调所有费用都支付到对公账户，可以视频核实公司环境，可开具正规的版面费发票和收据，“安全性和正规性可以放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名中介都提到，除了论文代发、过稿转让外，他们还有论文代写的业务。

虽然我所接触的两名中介都声称自己所在的公司开了有一定年限，业务都是正规、有保障的；但是实在很难让人相信，论文转让、代发、代写的业务，符合正规的学术规范。

当走千军万马的独木桥的难度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范围，便有人把目光投向另外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上，往往要收取高昂的买路钱。

投递无门的人，为前途买单

“能引得一群鸭子跑过来跑过去的，永远不是那个头脑最清楚的哲学鸭子，而是手里拎着一桶鸭食的心怀叵测的饲养员。”民俗学学者施爱东在《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中如此写道。

面对海量期刊投稿的信息差，人们急于发文的迫切心理被论文中介牢牢抓住，甚至踩进了他们挖下的陷阱。

2022年12月，出于申请历史系博士的需要，徐依萌生了找论文中介发表文章的念头。徐依所申请的博士考核方式属于积分制，在不同等级的刊物上发文，会为申请人累积不同的分数。由于是跨专业申请，加上本科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徐依打算以论文数量取胜。

“我自己没有任何发刊经验，加上把这件事想象得非常复杂，就去网上找了不下三家中介进行对比，最后选定了其中一个。”徐依表示，她选择这个中介的原因在于，对方在沟通过程中非常耐心、礼貌，并且没有催促她下单、刻意营销的迹象，“当时中介很客观地告诉我发文的流程和时间，比如哪些期刊会比较严，哪些期刊在短时间内的排期已经排满了之类的”。

而实际上，对方所表现出来的“边界感”也是这类机构的营销手段之一。

中介给徐依开出的价格依照刊物等级不等：发表在知网上需要五到六千元，发维普需要三到四千元。最后，徐依选择了几篇文章，加上一本书的第三作者的名头，交了百分之二十的定金，全款总计约一万八千元。

过了两周左右，中介就给徐依发来了一张龙源期刊的录用通知，暗示她应该交付剩余的尾款。因为文章录用通知带上了公章，徐依没有多想，便把剩余的钱款打了过去。直到她收到样书时，发觉样书的材质和正版书相差甚远，才发现这可能是一场骗局。

徐依拨打了其中一个杂志社的官方电话，询问自己的文章是否真的被录用，工作人员告诉她，该杂志社从上半年开始就已经停刊，没有录用任何论文了。

她最后发现，文章录用通知是伪造的，连寄来的样书，都是中介公司自己印制的。

一系列的付费服务，都来自人们的需求。而人们对于论文发表的需求，则根植于论文发表在各类评审机制中的权重占比之高。

徐依坦言，如果不是评职称或申博的需要，她认为大部分人都不会主动投期刊。“首先，期刊发表的意义不大。其次，期刊还要向作者收取一定的版面费。”

截至2021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人员达到89.7万人，比2012年的48.2万人增长约86%；44岁及以下青年学者达59.3万人，约占比66%。假设平均每人每年产出两篇论文，每年的社科类文章也将高达近200万篇。

施爱东在《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一书中，用“群魔乱舞”一词来形容这样的学术图景：“所有的论文都在自说自话，而那些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却只能湮没在二百万混沌无序的喧闹之中。”

而在这样一片混沌的喧闹中，围绕论文发表而存在的市场，也在催生着购买和售卖的经济行为。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培机构从业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会和期刊中介保持联系，两者分工合作：教培机构负责辅导论文，提升论文质量；论文中介负责联系期刊的渠道，从而保证客户的论文比普通的投稿更早被期刊看到。

“只要不是特别高级别的期刊要求，文章在一定时间内总是可以发表的。不过也要分学科而论，理工科、经管类的期刊数量更多，但像法学、哲学等学科能发的期刊就非常有限，所以发文难度更高”。这名从业者向记者介绍。

当记者以投稿者的身份询问中文C刊的发表途径和价格时，他干脆地回答他们公司“中文C（刊）做不了”。“中文C刊不是有钱就能发，很多时候写得好没用，花钱辅导只能提升学术水平，不能提升投胎水平。”他补充了一句，“除非有门路，但是门路价格就贵了”。

“我做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有三个初衷：一是促进学术研究，二是加强学术管理，三是开展学术评价。哪知道，学术界后来就认一个学术评价。”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现信息管理学院)的苏新宁教授出于打造中国自己的顶级学术期刊的初衷，建立了国内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但即便当初为了破除SCI至上而创立了CSSCI，也逃不过学术评价体系的异化。苏新宁教授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分享，他平均每年独立署名1到2篇，与他人合作1到2篇，但每年带他名字的新文章却有近10篇，有3篇以上在发表前完全不知情。

和其他圈子一样，学术圈由人所构成，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市场，就有默认的行规，就有大家心知肚明的传统。面对这条狭窄的通道，有人开出了更高的价格，想要比别人率先通过；也有人明里暗里地表示，他有别人没有的门路和捷径，只要跟着他，就不需要和大部队争夺有限的位置。

在学术圈内，皇帝的新衣依然存在，变的只是轮流穿上衣服的人，不变的是为新衣称赞和鼓掌的围观者。

2025年刚开始，许多学术期刊的排期已经被逐渐填满，只是这些原本应当作为学术创新和新兴思想的载体而存在的期刊和杂志上，有多少是真材实料、夙兴夜寐的科研与写作，又有多少是真金白银的挂名生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