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KY的办公地在上海，本周已经是我们远程办公的第六周了。

　　刚开始远程办公的两周，我们加班加点投入抗疫心理公益课程和冥想的研发，积极出力，也从中找到意义感。但随着疫情和“抗疫”的局势发展，可以说到现在，起码我个人的心理状态是欠佳的。

　　我在上海疫情发酵前，就因为工作出差来到了外地，随后上海疫情爆发，我也就一直没有再回上海——以保证后续在此地的工作任务如期开展。我的两只猫，也得到了小区物业每周一次的关照。

　　按理说，我没有受到隔离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事实上，我却感受到了近几年来持续最长时间的负面情绪，远比20年初爆发疫情时所经历的更为强烈。

　　我想，这种负面情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让生活对于自己来说是“可以说得通的/可被解释的”的诉求”。而上海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让我觉得“说不通”。

　　那一个个因为没有核酸结果而死在求医过程中的人——护士、老人、孩子、正当壮年的年轻女人；那些几天吃不上饭、没地方去睡在街头的人；那些被撬开门、强行带走转运的人……

　　这些事，不但创伤了那些当事人，也创伤了目睹这些事的我们每一个人。这种心理创伤，也许会随着生活忙碌重启而被遗忘，但在我们内心深处也许永远无法弥合。

　　心理治疗师Patrick J. Carnes（1997）曾经提出，人和人的关系中有时是存在一些隐性承诺和基本假设的——比如父母会爱孩子，尽管这样的承诺没有说出口，但一旦我们在关系中的体验和这样的“隐性承诺”不符，例如发现父母不爱自己，就会有被背叛、被伤害的感觉。

　　这正是我们在这场疫情中经历的：我们生活在2022年的上海，一个被我们基本假设为是文明开化的城市里。我们曾经深深地信任这座城市会给我们庇护、相信我们个体的生命和权利能够在这里得到尊重。但是，现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深的“被背叛”。

　　前几周的我，看到这些消息，只是自己掉眼泪，保持着沉默；正如同一开始大家都竭尽全力配合隔离、配合核酸。但这些事不但发生了，而且重复发生着，变本加厉地发生着。没有任何力量去纠正这些错误，去阻止后来的、更多的、本不必要发生的悲剧。

　　我们的沉默、我们的配合、我们的等待，都被辜负了。

　　早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著名学者复旦教授严锋转发了他学生的微博，并评论说：“博主是我从前的学生。”而他转发的微博内容显示，有人撬开房门锁，进入民宅，把人强行拉走。

　　这则消息，突破了我所能接受的最底线。如果居民家中的房门锁，是可以这样轻易被撬开的，我们的安全感还可以寄托在何处呢？

　　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本应当让我们感觉安全。无论因为何种原因，都不应该让它的居民长久生活在不安中，更不应当是这种不安的制造者。当一座城市不再能让它的居民感到可靠的时候，不再觉得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托付在这里的时候，这就是背叛。

　　我们希望尽快看到转机，呼吁切实改变现状！

　　*题外话，也是老本行

　　在这个时候，还是要跟大家说说如何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以下是我不多的一点心得：

　　疫情给我们留下的最正面的影响之一，可能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彼此真的是“命运共同体”。这种同盟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

　　它让一整个城市、甚至是更多个城市的陌生人，都拥有了共同面对过一场战役的战友情谊。我们因为这种情谊，都比疫情前的自己更关心他人了一点。

　　有机会的时候，付出举手之劳去帮助他人，但又不要过度卷入消耗自我——这会很好地安抚到你自己。

　　此外，疫情把一个真相直接而显著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个体的命运只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自己手里；时代、环境、社会系统、偶发事件等等更宏大和偶然的因素，对个体命运的影响更为深远。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也许我们每个人或迟或早都会在生命的某一时刻与这个真相相遇。

　　愿糟糕的时间赶紧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