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北京，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决赛，谷爱凌用她难度高达1620的惊天一跃彻底锁定了胜局，拿下了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的第三枚金牌。同时，这枚金牌还是中国首枚女子雪上运动的冬奥会金牌、中国第二枚雪上运动的冬奥会金牌。

谷爱凌的胜利令人倍感惊喜，一口京片子、出众的颜值、高明的运动技巧，再加上爽文女主似的成长历程，让她一下子成为本届冬奥会上的亮点。各种广告合约和商业赞助在她夺冠后纷至沓来，冰天雪地中的决胜让她在寒冬中变得更为炙手可热。

同时，谷爱凌引发热议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她的归化运动员身份；而此前因在赛事上多次出现严重失误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朱易，也是一个归化运动员。

可以说，运动员归化，成了本届冬奥会上一个让人尤为关注的话题。

2月8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比赛后庆祝。（图/新华社）

中国缺乏足够的冰雪人才应对冬奥会

中国之所以在这届冬奥会出动大量归化队员，表面原因是中国缺乏足够的冰雪运动人才，而在此次冬奥会前，体育总局明确提出了作为东道主必须全项目参与的赛事目标。

按照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2019年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的说法，“美国两次做冬奥会东道主都是全项目参赛，我们同样能够做到。”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达成这一目的，且尽量让队伍能在正式赛事中表现得不至于“槽多无口”，大量使用归化运动员这一捷径无疑成了中国队的首选。

以首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男子冰球队和时隔12年再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女子冰球队为例：男子冰球队25人，其中有15名归化运动员；女子冰球队23人，其中有13名归化运动员。也就是说，中国冰球队中，归化运动员占了一半多的名额。

冰球赛是冬奥会上的重头戏，具有冬奥会头牌赛事的性质。当年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冰球队几乎把冬奥会变成了斗气的场所，把两国的对抗浓缩到了一场冰球赛上——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冰球队战胜美国队后，勃列日涅夫第二天开会时第一件事就是讨论给冰球队员的奖励问题，政务先放一边；

而美国在1980年对苏联还以颜色，当时美国社会对于在半决赛上战胜苏联的关注度甚至高于在决赛中战胜芬兰，之后时任总统吉米·卡特还特地邀请美国冰球队员去白宫做客。

如此牌面的赛事，在中国的群众基础不是很差，而是基本没有，公众社会极少有人了解冰球运动，遑论参与。中国的冰球运动成绩也因此一直低迷，以前从未参加过冬奥会男子冰球赛，女子冰球赛最好的成绩是1998年长野冬奥会，当时中国女子冰球队获得了第四名。

由于中国冰球队以冬奥会东道主的身份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但中国在冰球赛事上又长期缺乏积累，基础极其薄弱，几乎属于“解决有无问题”的性质，国际冰球联合会担心中国队惨败，2021年曾劝说中国冰球队退出冬奥会。但中国方面既然已经定下了全项目参与的赛事目标，那自然就没有理由在冰球上退缩，还是靠归化队员硬着头皮上了。

成果如何我们也看到了：2月4日，“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中国女子冰球队以3：1的成绩战胜欧洲传统冰球强国丹麦，这支中外结合的队伍表现出的精气神显著优于“每天坚持吃海参”的中国男足。

中国冰雪运动发展存在众多短板

偌大的中国缺乏足够的冰雪运动人才，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的冰雪运动目前依然处于基础薄弱、普及度低、训练支持落后、设施体系不完善的状况中，与世界冰雪运动发达国家之间尚有较大差距。

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度低，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环境造成的。

开展冰雪运动本身对外部环境有较为苛刻的要求，而中国的绝大部分国土并不具备开展群众性冰雪运动的条件。实际上中国在1980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时候，当时中国队的队员就几乎全部来自东三省和解放军，这侧面证明了冰雪运动对外界环境的客观需求。

长期以来，中国的冰雪运动具有极其鲜明的“冰强雪弱”特征，这也是冰雪运动的运动场景差异导致的。冰上项目可以靠场馆建设弥补自然条件的不足，训练条件也相对简单；但雪上项目就不同了，特别是竞赛级的雪上项目，用造雪机建设的室内滑雪场根本无法支持竞赛级雪上项目的训练工作。特别是那些对室外环境有刚性需求的比赛项目，例如越野滑雪、北欧两项和冬季两项这类，非野外滑雪场无法支持。

要知道，冬季两项这种集越野滑雪和射击于一体的运动项目，最初是由挪威为了准备本土保卫战争而创设的，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大的野外运动特征。而中国因为自然环境原因，显然无法支持此类运动的大规模普及。

同时经济因素也不可忽略，冰雪运动的昂贵和高成本也导致它的普及工作难以进行。

以冰壶为例，国际赛事上比赛所用的一套冰壶16支冰壶的价格超过50万元，二手的也超过20万元。另外冰壶还需要穿冰壶鞋，而冰壶鞋两只鞋子的鞋底还不一样，一只用于蹬踩的鞋底是橡胶的，一只用于滑行的鞋底是聚合物的，冰壶前行时使用的冰壶刷子一支的成本也超过2000元。

这些器材费用还是小头，真正昂贵的还是冰壶场，养护和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以前的冰壶场造冰不仅需要水，还要用牛奶、酒精；而且由于必须保持冰面细腻润滑无杂质，制冰用水还得是蒸馏水。2017年北京举办冰壶世锦赛时，首都体育馆共铺设了4条长45米、宽4.75米的冰壶赛道，其中制冰就用掉了120吨蒸馏水。

同时为了确保冰面物理性质保持长期稳定以供冰壶滑行，冰壶场馆对设施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对馆内湿度、馆内温度、冰面温度均有严苛限制。比如在水立方办冰壶比赛，场馆湿度要在30%以下，冰面温度约在零下8摄氏度，冰面以上1米空气温度在10摄氏度，馆内温度在16摄氏度以内——这些数据会直接影响冰壶与冰的摩擦系数。

这还没算制冰师的工资。可以说，国内一些民营冰壶场几乎完全是靠爱好者自贴腰包，用爱发电才勉强维持运营的。

其它冰雪运动的成本也大同小异，尤其是雪上运动，滑雪设备的昂贵和滑雪场馆的稀缺导致雪上运动事实上具有“贵族运动”的性质，这种“贵族运动”性质也同样阻碍了它在中国的推广，毕竟中国依然是一个有超过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发展中国家。

普及度低，自然就带来了基础薄弱的问题。

中国的乒乓球为什么天下第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基础太好了，上至老头老太，下到小学生，几乎人人都会耍两手；就算不会打的，没吃过猪肉也见惯了猪跑，对规则和玩法也并不陌生。而冰雪运动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加拿大冰壶为什么强？因为它有超过100万的冰壶玩家，想不强都难。

基础薄弱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在冬奥会上的成绩与冰雪运动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大多数项目成绩并不突出。

比起第一次正式全程参加夏季奥运会就获得15金8银9铜、金牌榜名列第四的成绩，中国在1980年就参与冬奥会了，但是直到2002年才拿到冬奥会的第一枚金牌。迄今为止，中国在冬奥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以5金、2银、4铜的成绩位列第七。

根据《2019全球滑雪市场报告》，中国滑雪渗透率仅为1%左右，远远低于冰雪运动发达国家。在北京成功申办此次冬奥会之后，体育总局一度提出了“要让3亿人踏上冰雪”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显然难以实现，后来只能退而求其次，改成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从“踏上”变成“带动”“参与”，这样的妥协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

运动员归化不全因国家认同

国内冰雪人才不足，眼下又急需，运动员归化既是一种双方的主动选择，也掺杂了不得已而为之的背景因素。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归化运动员的讨论，其中争论较为激烈的，就是这些归化运动员对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

中国不是移民国家，而是一个基于土著居民、历史沿革和自然边界形成的本土国家。再加上近些年来，西方社会因为族群问题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分裂，比如在美国，“红脖子”大战“黑命贵”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传统艺能”。众多因素迭加，使得中国社会对移民带有一定的抵制情绪，这进一步也导致了对归化运动员的猜疑，毕竟归化运动员本质上也是一种移民。

客观公允地说，外国运动员之所以选择加入中国国籍并代表中国队参赛，其动机是出于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的比例并不算高。

以这届冬奥会上的一些归化运动员为例，他们有些是随着父母去海外发展的华人，有些是祖父母一代或者父母一代有华人的混血球员，还有从小被北美家庭领养的孩子，他们后来与中国的联系已经极度稀薄了，很多人连汉语都半生不熟。比如出生于加拿大的一位运动员，他的母亲是新加坡人，父亲是英国人，对中国的情感认同能有多深呢？大家难免有疑问。

凡是归化运动员，都给加“爱中国”的人设，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直接点，甚至可能有些一厢情愿。

运动员归化是全球体育界一种常见的现象，隔壁的韩国和日本就高度依赖归化运动员，中国也有不少强势项目的运动员归化于他国。比如：在2011年国际泳联跳水大奖赛上获得冠军的李世鑫就归化于澳大利亚；中国具有统治性实力的乒乓球更是成为了被外国激烈挖角的重点领域，像小山智丽、张本智和、杉山美由希这些人原本都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后来都归化于日本。

比如倪夏莲，1986年从国乒女队退役后，到卢森堡继续乒乓球事业，50余岁仍代表卢森堡出战

从世界各地的相关历史经验来看，归化运动员之所以选择改换门庭，大多数人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有的人可能就是单纯图财，有的人可能是认为在其他国家能获得更好的职业前途，还有的人则可能是抱着“宁当鸡头，不做凤尾”的想法，去一些自己从事的项目相对弱势的国家，通过比较优势获得一个更好的职场位置。

换言之，一定程度上，归化行为可以被视作一种常见的体育商业行为。

由于大多数归化运动员都是为一己之利往来，因此打情感牌的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像谷爱凌这可爱只是少数案例——以她的实力，即使在美国也有出战冬奥会并获奖的资格。

从这层面来看，中国应继续改善国家治理水平，进一步实现现代化，提升生活水平，用优厚的物质条件阻止本国优质运动人才外流，同时让中国对那些优秀海外运动员更有吸引力，这样才能让世界运动业界成为中国体育事业“按需采购”的大市场。

运动员归化只能解一时之急，非长远之计

从中国体育事业本身出发，归化运动员实际上一定程度具有“雇佣兵”的性质。

雇佣兵固然能顶一时之用，特别是在这次北京冬奥会需要全项目参与、但部分项目又实在是缺乏体育资源储备的情况下，归化运动员的及时加入起到了救场的作用；但任何一个具有最基本政治敏感性的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依赖雇佣兵终究不是长远之道，因为雇佣兵不是常备军，更不是子弟兵，是救急不救穷、治标不治本的。

中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在评论归化运动员问题时就曾谈道：“如果我们不能从自身着手很好地解决人才问题，那都只能争一时而非争一世。”要摆脱中国冰雪运动“穷”的现状，还是应该抓紧训练我们自己的常备军和子弟兵。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反之亦然。比起长期从国外引进冰雪人才，通过引进海外训练支持体系进行传帮带，消化吸收，形成自身的现代化训练支持体系，进一步形成自身训练支持体系的迭代升级，这才是改变中国冰雪运动长期弱势的根本途径。

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世界上的一切力量都是有代价的，过度依赖归化运动员也是有后座力的。

首先，它容易打破人才培养的规律，对运动员人才梯队的建设有负面影响。

归化运动员具有“空降兵”的性质，他们的突然入局会减少本土运动员的参赛机会，这就导致本土运动员通过大赛来提高水平、积累经验的机会减少，时间久了甚至会破坏本土运动员参加训练和比赛的投入程度。

本土人才参训和参赛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受到破坏，对后备力量，特别是对本土青少年人才的培养投入就会动摇，这对一国运动员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毕竟，人如果习惯了拐杖，脚就会越来越生疏。

其次，若是一国体育赛事过度依赖归化运动员，那么必然会造成被世界体育界所不齿的“金元体育”问题。

许多体育实力不足但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往往片面依靠巨大财富去吸引和招募归化运动员，并利用归化运动员代表本国参赛，自己放弃了对本土人才的培训。这导致这些国家的一些体育项目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场，有违体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