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卫楼发明的中文打字机，出自《科学美国人》杂志《一台中文打字机》一文，1899年6月3日刊，第359页。 SCIENTIFIC AMERICAN

《汉字王国——让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作者：石静远

　　191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27岁的周厚坤走上讲台，为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揭幕：一种新型的中文打字机。周厚坤刚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上海家中，他在读书时偶见一台美国的莫诺排铸机，这促使他制作了一个中文版。但是使用标准键盘的美国打字机是为像英语这样的字母语言设计的；它只有26个字母，你可以用它来键入任何东西，从购物清单到莎士比亚。中国的文字是基于汉字的，每个汉字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一个英语单词。设计一台相对便携、能够输入4000个单独的汉字的机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人们冒着7月的高温聚集在一起，听周厚坤讲话。

　　但周厚坤给观众的第一条信息似乎与打字机无关。相反，他在西装外面套上了一套美国工厂工人的服装。“今天我有一句话要告诉大家，”他对人群说。“不要害怕弄脏双手。”他说，中国人“回避一切与工业和工匠有关的活动，这使有学问的人不善于做实事，使农民没有真正的知识”。相反，中国人颂扬文人而非实在的劳动者。然而，在美国，甚至连罗斯福总统的亲戚都是木工。周厚坤穿着他在美国工厂实习时穿的制服强调，无论“这些衣服多么破旧肮脏，我都不会扔掉它们，因为它们带有工人的印记”。 

　　周厚坤的演讲出现在石静远严谨而引人入胜的新书《汉字王国——让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的四分之一处。他的开场白可能令人惊讶。首先，这是一个惊人的提醒：中国曾经羡慕美国的制造业实力？其次，为什么打字机的发明者会发出如此强烈的政治呼吁？但这是石静远这本书的关键信息：语言学家、活动人士、图书管理员、学者和普通公民如何使汉字书写适应现代世界的故事，也就是中国自身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故事。追溯这种文字的历史有助于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如何将其语言标准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现代技术，”耶鲁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教授石静远写道，“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自然语言处理，从自动化到机器翻译，这一切都处于成为标准制定者的起点——而非终点。”

　　石静远在本书开端讲述了20世纪初，改革者挑战缠足和汉字书写等传统的故事。长期以来，西方的国王、传教士和学者一直在努力“解开”汉字的秘密——或者深深沉迷其中。另一些人认为，中国汉字字符的书写“不合逻辑，也与抽象思维相抵触”。哲学家黑格尔写道：“这门书面语言的性质决定了它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中国的发明家们“无比努力地想要改造汉字”，让其适应打字机和电报，就是想解决“在为别的书面语言而设的系统中，作为后来者所面临的困难。但许多人质疑，问题可能并不在汉字本身”。

　　本书讲述的正是那些不认同这一点的人的故事。石静远的书名叫《汉字王国》，它所指的既包括书写的汉字本身，也包括努力拯救汉字的人。（取character一词的“字”和“人物”两层意思。——译注）她没有粉饰这些人遇到的困难，向我们介绍了譬如王照这样的流亡改革家，他伪装成僧人行遍中国，冒着生命危险引入了一种新式汉语拼音，他相信这可以成为全国统一的共通语言。她讲述了法国探险家皮埃尔·亨利·斯坦尼斯拉斯·德·埃斯卡伊拉克·德·劳图尔伯爵的故事，哪怕在中国的牢狱里受伤致残，他依然帮助开拓了中国电报业的发展。她也写到在一百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支秉彝如何在一个临时的监狱牢房里，为发现将“汉字编码为电脑可读取的语言——即二进制代码中的零和一”的办法做出贡献。（因为没有纸，他用偷来的笔在茶杯上写字来验证假设。）

威基谒的《电报新书》，上海美华书馆1872年出版。

　　在前进的每一步中，这些创新者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如何以合理的方式组织汉字？这种语言是否能用字母书写？如果能，该用哪种字母？（拉丁字母？阿拉伯字母？西里尔字母？还是另一种符号文字？）每一种字母都能区分出字符的声调吗？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这样描述其中的困难。“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他在一篇故事中的首句话是这样写的。但如果用罗马字体书写，“不加声调或注音，这句话就会变成一串没有变化的胡言乱语：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通过仔细研究这些问题，石静远让汉语初学者得以了解他们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我认为石静远是位优秀的老师。）如果是不专业的人，可能就会把这些素材写得枯燥无比。但石静远将语言解析与个人传记和历史背景——帝国主义的蹂躏、内战、外国入侵、外交的成功与失望——结合到了一起。这种手法不仅为汉字书写之争提供了背景深度和意义，也为本可能照本宣科的内容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特别是对毛泽东在汉字重塑上所发挥作用的描写，展示了政治和语言经常交织在一起。石静远写道，在毛泽东“被载入史册的事迹中，包括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引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两次汉字改革”。当时中国90%以上的人口都是文盲，毛泽东发起了一项运动，减少了2200多个汉字的笔画，使它们更易于学习和书写。（拒绝汉字简化的台湾依然将自己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毛泽东也推动了拼音的问世，这种带音标的中文罗马字母表被用来辅助学习汉字书写，但不是汉字的替代。据报道，拼音于1958年获批使用，仅在第一年就有5000万人学习，当时正是“理想主义与希望”的年代。然而，1958年也是大跃进开始的第一年，这场实验导致数以百万计人民死于饥荒——拼音的批评者也受到迫害。

　　结局是没有悬念的，汉字没有消亡；相反，它得到了蓬勃发展。正如石静远所写的，“每一种曾与汉字抵触，或是曾挑战汉字地位的科技，都不得不在它面前低头。”石静远本人很少在书中现身，但在序言中，她讲述了自己儿时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后，放弃汉语是多么困难。她还表示，“仅仅掌握写作、阅读理解和词汇是不够的。要用英语思考，我就必须在这种语言所表达和构建的世界观中呼吸和生活。”正如这本书所阐明的，语言传达了不同的世界。石静远生动描绘的汉字世界，正是我如今有幸窥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