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元首在中国春节除夕的重要通话为两国关系指明了大方向，安克雷奇对话开启了疫情背景下两国高层面对面互动……但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新政府把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者’，美方仍在涉台、涉疆、涉港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坦率地讲，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没有走出上届政府的阴影，还没有走出对华认知的误区，还没有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路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4月23日晚在北京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视频交流中说。

　　时下，美国拜登政府上任已逾百日，相关战略和举措渐趋明朗。如王毅所言，美方以“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来定义中美关系，没有分清中美关系的主流和支流，缺乏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4月28日，美国总统拜登（中）在国会发表演讲

　　下一步，美国对华外交呈何态势？中美关系该如何趋利避害？就此问题，《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刘永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崔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李峥等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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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杂志：美国对华外交总体如何？现阶段和以往相比有哪些特点？

　　刘永涛：目前美国政府对华外交已呈现出一种竞争、合作、对抗乃至部分遏制的三重组合形态。未来一个时期，全面战略竞争趋向于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流。与以往相比，拜登政府在对华外交上表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更强调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双边关系；更注重寻求联合所谓“民主”盟友而非独自抗衡中国；一些行动在本质上带有冷战色彩。

　　崔磊：与几位前任相比，拜登对华政策有破有立。

　　一是更重视中国。与川普政府类似，拜登政府将中国看作一个真正的对手。不同之处在于，川普将中俄并立为竞争对手，而拜登区别对待中俄，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对其眼中的国际秩序构成“全方位挑战”的竞争对手。

　　二是将竞争与合作区别对待。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试图把中国定义成“战略竞争对手”，但受多重因素影响淡化了对华竞争，试图也拉拢中国、开展合作。拜登则试图做到竞争、合作两不误。

　　三是更加重视价值观。在中美关系中，价值观一直是美国作为与中国接触、试图“驯化”中国的软实力工具，但并未作为一种竞争手段来使用。拜登政府强调价值观，其实是在自忖硬实力不济的情况下，试图以西方价值观之名义，鼓动政治体制相似的国家构建对华统一战线。

　　王玮：美国对华外交是灵活多变的，但终归都是建立在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基础上，因此也不能根据当下中美关系现状就断定两国关系会一直恶化下去。对华采取遏制与对抗的政策，还是接触与合作的政策，取决于哪种对美国有利。

　　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接近140%，远超二战时期创下的历史最高值。财政赤字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华外交会呈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但美国不会就此放松压制，反而会加大力度开打舆论战，对中国软约束和软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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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杂志：当前美国官方发布的对华举措的主要文件中，透露出哪些重要变化？

　　刘永涛：美国对外政策制定权分别在总统和国会手里。由此，美官方涉华文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总统签署的一系列涉华行政命令、公告或备忘录及国家安全指令，它们是直接且重要的行政文件；二是两院通过并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直接涉华法案，构成对华政策法律文本。

　　在对华政策上，国会和白宫之间有差别，它们是否能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还需看双方的协商结果。在国会山，“击败中国”成为两党共识。眼下两党议员正马不停蹄地联手起草和推出一系列重大立法措施，旨在对华展开全面竞争、抗衡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些立法行动旨在对白宫的对华政策制定构成压力和掣肘。

       4月4日，反对“亚裔仇恨”的游行队伍走过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

　　在白宫，本届政府已要求对现存对华政策开展全面评估。当前比较明确的是，为了使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和阻止川普重返白宫，拜登政府将表现出更强硬的对华立场和态度。

　　崔磊：美国涉及对华政策的主要文件有三大类，一类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以及各军种发布的战略等；一类是地区战略，如2018年制定、2021年提前解密的《印太战略框架》；还有一类是完全以中国为对象的，如美国防部《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国会“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及专题报告等。

　　李峥：特别受到关注的相关文件，包括拜登政府的中期国家安全指南、拜登本人和国务卿布林肯的涉华演讲等。下一步，拜登政府将在对川普政府对华政策评估基础上重新设计策略，尤其是科技、经贸、人文等以往对抗较为激烈的领域。

　　王玮：拜登政府3月公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15次提及中国。与川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政策文件相对温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及中国但不只是针对中国；二是在坚持竞争的同时，也强调合作的必要性；三是把“重建美国社会”作为施政重点，少了一些“归罪于外”的政治操作。这给接下来中美找到双方利益汇聚点、在一些领域进行必要且有意义的合作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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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杂志：在对华方面，如何看待美国领导下联盟体系的新变化？

　　王玮：美国现在的联盟体系是在二战后发展形成的，它本身是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权威体系的破坏。二战后初期，美国国内反共思潮盛行，麦卡锡主义绑架了美国决策者。于是，美国在反苏反共的政治基础上，建立了各种封闭的军事互助同盟。在整个冷战时期，这些军事集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冷战结束后，这些军事集团变成了美国意图改造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介。

　　当然，仅靠这个议题，并不足以说服其他国家维持这个庞大的联盟体系，并为此承担巨额开支。正因如此，美国大力渲染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威胁，以此为由继续对其盟友和伙伴发号施令。不过，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并不一致，一种是坚决追随美国为表忠心而反华，另一种是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表态。对这些性质不同的美国“伙伴”，我们要区别对待。

　　崔磊：在川普时期，美国虽然与盟友关系产生裂隙，但仍试图说服盟友联合反华，比如，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盟国在5G和信息技术网络建设中排除中国供应商。如果说服未果，则采取胁迫手段。拜登政府利用盟国手段有所不同，策略上更强调与盟友的共同价值观，更多诉诸多边主义。其针对中国，联合盟友主要聚焦供应链和人权，且已有一些动作。

　　李峥：当前美方主要策略包括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以及在该机制下开展“2+2”对话等。

　　刘永涛：眼下美国主要着手在欧洲及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组建“反华联盟”，并采取了不同的动员手段。在欧洲，美国主要利用西方意识形态及价值观，通过无端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离间中欧之间的正常关系，形成所谓“民主联盟”以对抗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则更多利用安全承诺、重组行业生产链、供应链及分配链的方式，形成所谓“利益联盟”以对抗中国。

       美国“考彭斯”号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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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杂志：未来影响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刘永涛：首先要观察美国国内的变化。一方面，一些对华政策需要得到美国内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否则它将难以维持和实施下去；另一方面，美国内政治选举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华关系的政治及社会氛围，加上两党外交哲学相去甚远，这些都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相对稳定性和连贯性。

　　还有就是是否会突发重大国际事件。类似于“9·11”事件、美国次贷危机等所造成的复杂后果，足以使美国决策者重新思考和定义中美关系。

　　崔磊：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是在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的基础上做出的。只要这一趋势没变，中美之间结构性的矛盾就很难消弭，中美竞争将成为美国对华外交主轴。

　　此外，中美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有巨大合作潜力，但不排除双方合作受挫，导致关系恶化的可能。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这本是两国开展公共卫生合作的契机，但美方领导人无端指责中方“散播病毒”“信息不透明”，使双边关系不进反退。美方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制造事端，给中美关系火上浇油。

　　王玮：另外要指出，美国对华外交还受到美国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两个群体不同对华认知的影响。糟糕的是，目前在美国，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大众，对中国的认知都已受到极端派的极大蛊惑。如果美国内对华认知持续恶化，甚至演变为民族仇恨式的敌对思维，那么中美之间难免就会出现对立、对抗乃至对峙。美国应极力避免其国内政治主张变成民族主义诉求，防止再出现川普政府时期的“甩锅”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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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杂志：中美关系该如何趋利避害？在官方和民间外交这两个层面，应分别注意哪些问题？

　　王玮：趋利避害可以说是任何理性行为体的自然选择。中美两国都会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处理两国关系。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就是因为美方认为对抗中国符合美国利益，能够促进放大美国利益。但事实证明，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美国没有从对抗中获得预期的好处。

　　回顾更长时段的中美交往史，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所言，“中美有过对抗的年代，中国都挺过来了。事实证明，对抗对美国没有好处。”习近平主席则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个判断掷地有声。

　　当前的紧迫任务是，中美双方应避免相互拱火，还外交活动一个清净的环境。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应积极采取措施对两国关系进行舆论降温。

　　今年适逢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中美要继续一起“打乒乓”。对两国而言，“乒乓外交”的精神在于敢于“破冰”，敢于突破紧张政治氛围对两国人员交往的不必要限制。在当前背景下推动新的“乒乓外交”，就是要切实鼓励民间交往，通过公共外交缓和政治紧张气氛。这需要双方都认识到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严重危害。

　　刘永涛：在官方层面，首先，认识到贸易和投资对双方都有利。经贸“脱钩”是愚蠢和危险的，美方应放弃上届政府破坏性和代价高昂的做法。

　　第二，保持对话和沟通。双方在贸易惯例、投资监管和经济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保持对话，要谈判不要对抗。中美在人权领域固然分歧很大，也仍然可以开诚布公地沟通和交流。

　　第三，保障机制上沟通顺畅，确保军事动作的克制和谨慎，避免双方误判及军事危险行动或军事对峙发生。

　　在民间层面，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前提下，宜早日重启正常的两国人文交流项目。民间交往有助于两国人民增进彼此了解，也能为处理双边关系中的棘手难题开启具有建设性的社会沟通渠道。

　　崔磊：布林肯发布美国《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时表示，中美应在“该竞争时竞争，可以合作时合作，如有对抗必要则对抗”。相应地，在中美交往中，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立场该据理力争就要据理力争，不给美方发出错误信号，认为中方可以妥协；在一些可以推进两国合作的领域，也要抓住时机。

　　在人文交流这个领域，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美国国内出现反华逆流而关上对美交往的大门，为民间交往主动提供便利，破障而非设障。

　　最后，要接受现实，与美开展良性竞争。拜登在竞选期间和上任后多次强调，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研发投资等领域已经超过美国，美国需要迎头赶上，意味着美国也愿意开展良性竞争。关键就是如何对中美竞争加以管控，防止失控，滑入恶性竞争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