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后头一个千年，印中有着不间断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佛教在华传播彼时成为中国看待印度的一个视角——佛陀诞生地，是先进知识和哲学的中心。这对中国中心概念提出挑战，因此有时被中国知识分子加以排斥，但这并不妨碍佛教被中国民众所接受。公元后第二个千年，这些联系常被两国内部及周边动荡打断，印中关系逐渐疏远。

　　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保守改革派，还是陈独秀、鲁迅这样的历史人物，都将印度视为中国的“最坏情况”。印度曾有辉煌先进的文明，这点得到中国知识分子认可。但他们也认为，若要抵御西方列强，印度的近代史对中国就有特殊意义。在中国，日本被视为成功现代化，是值得效仿的榜样。而印度是个失败国家，人民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被征服和奴役了。

　　遗憾的是，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中国人对印度的解读大多来自英国殖民文学的翻译，这些文学对印度和印度人民的描述是公开、粗暴的种族主义。这种间接造成的观念至今在中国人思维中根深蒂固。

　　笔者1983年至1986年第二次来华任职期间，印中关系已出现积极变化。双方进行高层互访，就边界问题进行定期对话，并扩大经贸关系。

　　但我们发现，尽管曾经是伟大文明的荣耀被承认，在当代，印度却被视为没落国家的典型。印度被中国人当成反面教材——若不改革和现代化，若不团结并保持强大的中央政府，印度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

　　这种负面观念始终存在，每当印中两国关系恶化时就会浮现。在（关系）较正面的时期，则较多谈论两国之间古老的文明交往。对印度的看法，特别是在与印度人民有较多持续接触的（中国）人中，有一些正面倾向，但不构成主流。

　　印度需要分析中国人的这种深层看法，以及他们解读印度外交政策行为的视角。一些认知源自第三方而非直接长期接触。同样，印度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受到他人所传播东西的影响，主要是英语世界的种种说法——有时将中国浪漫化，有时又将其贬损。

　　我们发现，中国越来越多通过与美国关系的紧张视角来评估印度。在悲观主义者看来，印度会成为攻击中国的平台。印度的民众和领导人不可信任，因为他们的本性就喜欢耍小阴谋诡计。

　　因此，印度有必要加强对华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以及中国民众思维模式的研究。这样做，有助于找到逐步消除中国人对印偏见之道，也有助于逐步消除我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偏见及无知看法，从而使印中更有可能进行更有成效的接触。印中双方需要摆脱彼此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