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全球各大经济体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也不断增强。其中，联储局和欧洲央行开起了无限量宽松模式，为政府的大规模财政支出提供支撑，形成了事实上的赤字货币化。在中国，随着“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临近，学术界关于中国是否应当进行赤字货币化的讨论也愈发激烈。

5月9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刘尚希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召开“当前全球货币超发影响与对策”专题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有必要使赤字货币化”。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是中国财政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刘尚希的发言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中国财政部的立场。

刘尚希认为，“在当前经济急剧收缩、大量企业和家庭亟需纾困的情况下，在二级市场小规模发行国债无法解决问题”，“如果用市场操作的手法大规模融资，反而会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导致银行信贷资金不足、居民储蓄存款转移”，因此，“在当前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又面对着《六保》的重大任务，采取以往常规的财政政策可能是不够的，有必要使赤字货币化”。

向市民发放消费券成为中国政府刺激消费的重要方式。图为4月27日武汉市民前往中商广场使用消费券购物。（视觉中国）

货币活跃程度更重要

对于货币超发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刘尚希认为，“货币是非同质的”，“在货币非同质的前提下，衡量流动性充裕与否，应该重点关注货币状态而非货币数量”。也就是说，一元人民币在经济中的作用不取决于其价值，而取决于货币状态。当货币状态由不活跃向活跃发展时（例如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货币乘数增大），即使货币数量不发生改变，通货膨胀也可能发生。刘尚希认为中国目前的货币状态不活跃，因此“赤字货币化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资产泡沫，相反可以为财政政策提供空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成威随后对刘尚希的观点做了进一步阐释，称“刘尚希谈及财政赤字货币化，仅限于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抗疫特别国债”。李成威表示，财政赤字货币化“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的问题”。由于央行直接“放水”效果不佳，李成威认为“实行赤字货币化，实际上是通过财政政策管道将《水库》的水直接引到企业和居民，避免《水》在商业银行、金融体系滞留”。

刘尚希等人的赤字货币化表述其实是希望中国央行承担财政政策的成本，即政府花钱由央行“埋单”。虽然财政赤字货币化打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的旗号，但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如果有了功劳肯定归于财政部，如果出了问题却要央行承担。因此，中国央行对财政赤字货币化持有明确的反对意见。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事实上，包括中国的大多数国家都禁止政府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美联储虽然开启了无限量印钞模式，但是美联储仍是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而非一级市场。

财政赤字货币化将挑战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路透社）

忧失去财政纪律

马骏担心，“一旦政府认为它可以无限量、无成本地从央行获得融资，其财政支出行为就会严重丧失纪律，其兴趣点会从努力增收节支转向如何花钱来获得当前《民意支持》或解决各种无穷多的《燃眉之急》”。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认为，只有在各种传统工具失效，在收益、成本与风险之间反覆权衡后，才能将财政赤字货币化作为决策者最后的政策工具来使用。盛松成表示，“中国目前并未出现严重市场失灵，也未阻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正常施行，所以，不应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

由于立场的不同，中国央行学者与财政部学者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立。但是，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中，央行学者一直占据着法理高地，因为《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地方政府债券。盛松成表示，这条规定“不仅是中国沉重的历史教训的总结，而且也是西方国家上百年货币政策实践的经验”。

学术界处于中立方的一些学者也更支持央行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并非全球主流解决方案，“在主要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实践中，中央银行依然扮演着重要的决策者角色，且依然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也就是说货币发行仍以央行为主导。张明表示，“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仍在避免直接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也认为，“尽管在当前需求不足的环境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立论依据，但是因为种国经济已经开始从疫情冲击中复甦，而且中国本就有变相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工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中国目前没有必要使用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的大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