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7月9日上午宣布《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已经“寿终正寝”，但其发言未获泛民主派接受，民阵扬言不排除再发起反送中游行。中国媒体则对香港议题持续保持沉默。

　   当数十万香港人上个月和平地走上街头时，他们有几条具体诉求，包括撤回一项不受欢迎的法案，以及调查警察的渎职行为。最近几天，他们又增加了一条：举行直接选举的权利。

　　这条最新诉求让抗议活动的一个积忿已久的核心问题变得清晰：香港与中国大陆以及实行威权统治的共产党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这是对一个政治体系引人注目的指责，抗议者认为，自从这个英国前殖民地22年前回归中国以来，该政治体系造就的统治阶层对北京的感激之情已经超过了香港。抗议者对立法会的强力冲击，让这种愤怒如此不愉快地凸显出来，甚至连一些建制派成员最近几天也在敦促政府重新考虑政治改革的问题。

　　周日，当数万名抗议者再次敦促政府全面撤回一项允许向中国大陆引渡逃犯的法案时，他们还呼吁解散立法会，举行自由选举。“中国大陆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37岁的帕特里克·陆(Patrick Luk)说，他是一所社区大学的行政人员，带着妻子和5岁的儿子参加了抗议活动。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普选是他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他们强迫人们坚持他们的教条，”陆先生补充说，他指的是共产党。“他们要我们对他们忠诚。”

　　陷入困境的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已经无限期地暂停了修订《逃犯条例》，但并没有完全撤回，也没有表示出任何要满足抗议者诉求的意愿。抗议活动给林郑月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在本周一，一些建制派呼吁，对她的高级顾问做重大调整。

　　抗议者和民主派议员希望保护香港的高度自治，这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时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得到的承诺。虽然这种自治应该保障到2047年，但共产党及其安全机构已越来越多地侵犯香港特区的权利。

　　发生在2014年要求直接选举香港行政长官的持续抗议活动，后以失败告终。自那以来，北京出手干预，取消了六名立法会当选议员的资格，这对反对党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其他几人因官员怀疑他们相信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诚意，被取消了参加地方选举的资格。

　　抗议者和专家说，结果是香港的政治环境严重失衡，让许多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他们指责之前一代又一代的政客为讨好北京牺牲了年轻人的未来。

　　专家和抗议者说，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这些不满情绪上周在立法会爆发时，这次运动中的许多其他人仍同情那些年轻人，认为那是民怨积压多年的结果。

　　“起初，我也对他们的行为感到震惊，但后来我明白了，”56岁的坎迪·黄(Candy Wong)说。她是一名牙医，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上周五，她参加了一个上千名家长为支持抗议者举行的集会。

　　“那些年轻人不是暴徒，”黄女士补充说，“他们已经想尽办法让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但都毫无作用。”

　　7月1日，抗议者试图冲破香港立法会的大门。这次运动中的许多其他人也对那些年轻人的行为表示同情，认为那是民怨积压多年的结果。

　　建制派的一些政客，可能是着眼于未来的选举，也对政府有必要解决政治结构问题公开发声，这些问题是让抗议者愤怒的根本原因。

　　前立法会主席、香港最大的亲北京政党的创始成员曾钰成上周提出了重新进行政治改革辩论的可能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你没普选的希望给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是造成他们怨愤的很重要因素，”曾钰成对香港新闻网站HK01说。

　　行政长官的最高顾问机构行政会议的成员汤家骅大律师也表达了类似的建议。

　　“如果当前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政治改革的失败造成的，那么我们应该考虑重启政治改革，”汤家骅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还表示，如果民主派议员同意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他可以“保证香港政府愿意那样做”。

　　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袁玮熙研究当地的社会运动。他说，大多数抗议者都同意香港需要更多的民主，但一些人担心这会分散对这次运动更容易实现的那些诉求的注意力。

　　“在人们是否应该把诉求转向要求民主的事情上，即使是在抗议者内部也存在很多分歧，因为这不是这场运动的目的，”袁玮熙说。

　　还有一个问题是，政治改革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北京曾提出过一个直接选举的方案，允许公众从两到三名预先得到批准的候选人中选出香港行政长官。

　　但民主派立法会议员2015年投票否决了该方案，立法会中支持北京的议员当时曾表示，共产党不太可能会提出更慷慨的条件。自那以后，香港行政长官仍由一个1200人的委员会来挑选，这个委员会中支持北京的人占绝大多数。

　　亲北京的香港报纸《文汇报》在周一的一篇社评中对普选的呼吁不以为然，称其与抗议活动无关，也没有法律依据。该报认为，任何一位行政长官或特区政府都“不可能答应，也无权答应”这种要求。

　　上周，与北京有联系的半官方研究机构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刘兆佳对香港一家电台表示，任何有关政治改革的辩论都只会“让社会进一步分裂”。

　　刘兆佳和其他人表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改善政府与公众的沟通。

　　“我们的领导人中，一直没有人能够清楚说明一个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在‘一国两制’之下的未来愿景，”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说，她也是行政会议的成员。

　　专家表示，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可能会遭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央领导层的拒绝。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已经加强了对全国各地的专制控制。

　　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说，习近平已经通过允许林郑月娥暂停修例向抗议者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妥协。因此，马岳说，习近平同意香港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很小。

　　“考虑到整个国家仍在全面独裁统治的道路上迈进，他们不太可能在香港启动任何形式的自由化，”马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