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世界杯不是比赛。它是时间单位——“人生能有几个世界杯”。

无数球迷就这样把日子嵌进每四年的格子里。

日历翻到2026。这届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史无前例地扩张到了48支球队，比赛增至104场，整个北美大陆变成了巨大秀场。

而真正能穿透时间、被中国球迷们刻进脑子里的，很多无关比分，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瞬间和场景：是1990年深夜电视机里躁动不安的“雪花”；是2002年全班同学屏息凝神的下午，那时人们天真地以为中国队冲进世界杯只是起点。到了2022年，世界杯变成了一段关于发热、静默和救赎的记忆，人们看着梅西举起大力神杯，那是生活被按下暂停键时唯一的理想主义幻梦。

从1930年的第一届乌拉圭世界杯算起，世界杯走过近百年。足球早已离开旷野，变得越来越昂贵，越来越精密，也越来越商业化——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耗资2200亿美元，是此前七届总和的五倍，决赛平均票价翻了数倍。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综合多家体育行业媒体、媒介研究机构的测算，全周期收入预计将超过110亿美元。

但每当哨声响起，那种最原始的东西似乎又会短暂归来：陌生人因为一粒进球拥抱，成年人像少年一样激动，从未踢过球的人在凌晨三点醒来，为一个遥远国家的命运紧张。足球变得复杂，但总有人沉迷于它那点儿残存的、不计代价的美好。

世界杯不断老去，又永远年轻。它送走一代人，再迎来下一代。

闪亮的日子

我们找到李文刚时，这位73岁的老人正强行把他的生物钟拨至“世界杯时间”——或许人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罗西”。他被视作中国职业球迷的图腾，他们尊称他为“足球皇帝”。有媒体报道，他被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称赞为“中国足球热情的象征”，曾和马拉多纳合影，并近距离接触过贝利、罗纳尔多等一众巨星。

2026年世界杯打响后，每个比赛日，李文刚都得熬一夜，到第二天上午才睡。因为前些年胃溃疡切了胃，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在看球时“整两口”，但兴奋劲儿不会减。比赛结束后，总得缓一阵才能睡着。他闲不住，经常到全国各地参加球迷活动，最近两天，除了看球，他还在张罗出一本和足球有关的书。

这种浸泡在足球中的状态，至少40年了。

2025年3月25日，李文刚出现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看台上。

回到1981年，世界对李文刚来说只有9寸的黑白电视机那么大。那年秋天，世界杯预选赛亚大区（亚洲和大洋洲）决赛，中国凭借容志行、古广明和沈祥福的进球，以3∶0完胜科威特。赢球后的国家队认为稳获出线权，甚至直接解散放假。谁知实力占优的沙特队却在末轮故意“放水”，0:5大比分输给新西兰，强行抹平后者与中国队的积分差距。休假中的国足队员被仓促集结，在附加赛中1∶2不敌新西兰，倒在了通往世界杯的最后一道门槛前。这次痛失出线机会，成为中国球迷心中永远的疤痕。

但中国队完胜科威特的那场比赛，让李文刚被击中，彻底爱上了足球。他狂热地走遍图书角与商场、书店，搜集与足球有关的一切资料。他还在鞍山市邮电局的一个角落聚集了一批同好，把那儿当成了“足球角”。

很快，1982年世界杯来了。

意大利球星保罗·罗西在那个夏天大放异彩，成为国家英雄。远在辽宁鞍山的李文刚，因为同样痩削的身形、深邃的眼眶，被球迷们唤做“罗西”，并以这个名号在足球圈走红。1986年，他在鞍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球迷协会，当年8月，他带着36名球迷自费前往北京观看了“长城杯”足球赛——那是中国足球有历史记录以来，首次有球迷跨省看球。也是在那年世界杯上，马拉多纳横空出世，凭借一己之力把阿根廷带上冠军领奖台。

“我要是能和马拉多纳照张相，死都值了。要能看场世界杯，枪毙我都行”。彼时33岁的李文刚说。

他当时在鞍钢工作，在那个年代，这属于“铁饭碗带金边儿”。跨省看球回来，李文刚被车间主任叫去了办公室，说他因为去北京，旷工了两天。“那年头旷工，就像现在拘留一样。”李文刚说，这个“黑历史”会留在档案上，“再也不会涨工资，所有的好事都没了。往大了说就是罢工，是叛国。”

他必须作出选择，工作与足球，只能二选一。

思考了一年多，他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背叛了身边所有人。父亲打了他一巴掌，他离开了家，离开了爱人与孩子，彻底踏上了成为“职业球迷”的路。在当时，他翻遍所有字典，没有任何一本收录“球迷”这个词的含义。但李文刚觉得自己找到了此前从未找到的东西——人为什么要活着，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为了组织球迷去全国各地看球，他倒腾过化妆品，卖过西装，以及自己的书法作品。在他看来，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把挣到的钱都换成了球票和路费。基本上只要有中国队比赛的地方，人们都可以在看台上看到头戴牛仔帽，身披红色战袍，留着一抹山羊胡子的李文刚。

他沉迷于足球带给他的一切。在他眼里，足球的魅力在于一瞬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在于场面与结果总会超出想象和认知。人们可以瞬间狂欢，又顷刻跌进低谷，奇迹、惊喜、悲情轮番上演，而这正是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这种原始的、近乎自毁的狂热，让李文刚成为中国“参加”世界杯最多的人。从1998年法兰西之夏开始，除了德国世界杯，他从未缺席——直到2026年，几位一起看球的老朋友没能办下美国签证。

2001年，当国足在沈阳五里河球场冲进世界杯时，李文刚的个人名声达到了顶峰。沈阳卷烟厂推出了“罗西牌”香烟，烟盒正面是他的画像，背面是金灿灿的大力神杯。

44年后，这个老人还在追看世界杯，但中国队离世界杯越来越远了。

两代人的世界杯

很多人提到世界杯时，总会提起自己的父亲。

李文刚小有名气后，全国各地的球迷都奉之为头目，不断登门拜访。敲门时，大多数人会喊，“罗西在不在家”，这句话总会把他的父亲气得全身发抖，“你走错门了，我们是老李家，不是老罗家！”

但李文刚又一直记得，20多年前，父亲弥留之际笑着对他说，孩子不错，爸爸理解你。

1994年，世界杯第一次跨过大西洋，来到了商业气息浓厚的美国。

年仅6岁的杨溢，在某个清晨六七点钟，被父亲的“大喊大叫”吵醒。那年的世界杯决赛，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巴西与意大利的点球大战。最终，巴西队捧得大力神杯，赛场上留下了罗伯特·巴乔对着漫天尘埃低头伫立的背影。

那是杨溢世界杯的起点，也是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元年”。1994年，甲A联赛正式开幕，之后几年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黄金时代，也是国足相对争气的年代。但1997年的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对手连入3球，最终以2∶3不敌卡塔尔，无缘世界杯。这场比赛催生了中国互联网上的一篇“爆款”文章——《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一位ID为“老榕”的福州球迷，写下了自己带9岁儿子远赴金州体育场看球的经历。文章在48小时内点击量达数万，在1997年的互联网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1998年世界杯期间的《北京青年报》。

“好看”，“刺激”，“那个年代也纯粹”，杨溢耳濡目染，跟着父亲入了坑。父母总在他的耳边碎碎念，“咱们有个梦想，就是闯进世界杯”。久而久之，杨溢觉得，进世界杯成了人生大事，他对于世界杯也开始有了执念，“除了激情之外，还有种使命感。”

时间跳到1998年的法兰西，瑞奇·马丁那首《生命之杯》（The Cup of Life）响彻大街小巷，音响里传出的“Go Go Go, Ale Ale Ale”成了那年夏天的背景音乐。

那一年，刘山风10岁。当时，一份《北京青年报》只要一块钱，报纸里会随刊附赠大幅的铜版纸球星海报。他每期都买，卧室整面墙差不多被罗纳尔多、贝克汉姆、欧文、巴蒂斯图塔们堆满了。

一位球迷收藏的1998年世界杯期间的《北京青年报》。

一张齐达内的海报，一直留到了他18岁。那年他上高三，总是和衣柜上的齐达内对视，一边烦，一边想人生该去向何处。他把那一刻，当作自己18岁的记忆锚点。很多年过后，上班不开心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慢慢成熟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那个时刻。

刘山风记得，1998年夏天，整个社会都被世界杯包围着，有企业包下地铁站台的整个广告牌，每天实时更新赛事比分；那也是纸媒的黄金时期，《足球》《体坛周报》《足球俱乐部》在报摊上摆得密密麻麻。刘山风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年，克罗地亚作为黑马闯入了半决赛——彼时，克罗地亚还是南斯拉夫解体后刚刚诞生的新国家，报纸上都在传说这支球队的神奇。他很想看克罗地亚对阵法国的半决赛。结果因为不懂时差，在半决赛那天熬错了时间，第二天早起一看，比赛已经踢完了。

决赛那天，一家三口加上他的表妹，心无旁骛地围在电视机前等待这场盛事。他把垃圾桶倒扣在地上，上面摆了个足球，装成大力神杯的样子，举起来摇摇晃晃。

中国足球没能起飞

对中国球迷来说，2002年韩日世界杯是一个无法复刻的、被涂上金色光泽的夏天。

“那时候就三件大事，冲进世界杯、申奥成功、加入WTO。那是中国腾飞的起点。”杨溢记得，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冲入世界杯那晚，他跟着父亲开车到天安门广场庆祝。那一晚，全北京的司机几乎都开着车，在大街上按着喇叭。兴高采烈的人群涌上长安街，像熟人一样彼此打着招呼——那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时，同样的场景也曾上演。生于90年代的自媒体人朗尼克当时在西安。他印象中，那一晚，西安路上全是堵的，大家敲着脸盆上街狂欢。

人们乐观地认为，中国足球终于起飞，一切刚刚开始。

2001年10月7日，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对阵阿曼队的比赛中，球迷们在看台上挥舞国旗。

由于中国队的比赛多在下午或傍晚，为了看球，社会各界几乎都在“开绿灯”。朗尼克当时上小学，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学校组织同学们去电影院观看。输球后，一两个孩子开始哭，接着整个影厅里哭声一片。刘山风上初中，虽然不被允许周中看比赛，但楼下餐馆的落地窗前放着一台电视。他总能根据人们的欢呼与叫骂，以及模糊的画面判断比赛走势。同样上初中的杨溢则记得，当时班里也组织看了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0∶2负于哥斯达黎加后，就再没组织看过后面的比赛。他还记得中国队小组赛的第二场，他下了补习班，父亲急急忙忙骑着自行车把他驮回家看球。

那场比赛虽然还是输了，但却成了一代中国球迷对国足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那时的互联网刚开始萌芽，也出现了少量网络游戏。杨溢喜欢玩一款名叫“魔力宝贝”的游戏。中国队与巴西队的比赛进行时，游戏管理员会在公共平台上用文字直播。“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但是你能感觉到每个角落都是世界杯，你被世界杯包围了。”

那是属于“外星人”罗纳尔多的夏天，他留着标志性的“阿福头”，在横滨决赛场上梅开二度，洗刷了四年前的耻辱。但杨溢记住的，却是输家。

对影响他最大的，是彼时德国队33岁的门将卡恩。那届世界杯上，没有人看好德国队，但卡恩凭借一己之力将德国队扛进了决赛，对战众星云集的巴西。虽然最后他们还是输了。

回宿舍后，杨溢哭了一场。那时他已经上了初中，对足球有了更多复杂的情绪，不再只是简单的赢球开心，输球难过。在卡恩身上，他感受到一种悲情的个人英雄主义。

“以前总觉得，一切都应该赢，是足球教育了我，要接受失败，接受落差。”看到卡恩失利后流下眼泪的那一刻，杨溢突然懂得，原来有些时候，即便努力了很多，也改变不了什么，获得不了什么。这也许就是足球教给他的，一种挫折教育。世界杯让这个少年明白了，一次成功也远不是所谓的终点。人生很复杂，社会亦然，因果论并不一定放之皆准。但唯一能确定的是，不努力是一定不行的。

那届世界杯在许多人的喧嚣和遗憾中谢幕。韩国队和意大利队比赛中的判罚争议，甚至波及到了刘山风的日常——当时，他在班里本就有些受排挤，这场比赛后的第二天，不少同学围着他，仿佛找到了撒气桶，“意大利输了都赖你，你长的就跟那裁判似的”。

许多年之后，杨溢听到传言，说世界杯将迎来改革，从四年一届改成两年一届。

他坚决反对，“这样的更改，会使世界杯失去原有的价值与重量。一个球员的职业生涯，能有几个四年？世界杯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像极了人生中那些无法重来的、充满遗憾的人生巅峰。”他至今记得，2002年世界杯上，中国队很多老将在最后一战后流下眼泪。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最后的英雄主义

对于刘山风和杨溢来说，2006年德国世界杯是青春的“分水岭”。

那时刘山风高考刚结束，那是他看得最“爽”的一届。但就在决赛那天，意大利与法国踢到加时赛时，家里突然停电了。他赶紧给楼下24小时的水吧打电话想要借看，那儿确实开门，可没电视。他又打给一个好兄弟，让他实时讲解比赛情况。但那位同学高考没考好，没说几句就想挂电话，“别打了，再给我爸吵醒了”。结果，等供电恢复的时候，齐达内已经因为头顶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

就这样，刘山风错过了18岁那个青春锚点上的最后一瞬。

杨溢发现，随着年岁增长，看球的心态会变很多。2006年世界杯，也正好赶上他高考结束。考完试的第二天，他和十几个朋友拿着刚获得的身份证，凑了点儿钱，到酒店开了间房看世界杯。

那个夏天，杨溢的世界里只有世界杯这一件事——夜里看完比赛，白天再看新闻，然后登陆博客评球，在BBS上和网友争论。那时候的情绪，是如今38岁的他再也找不回来的。“那时候看球立场分明，我赢了，我就使劲贬低你；输了，我就讨厌你，甚至上升到骂你这个国家不行。” 

从2010年开始，杨溢对世界杯的关注逐渐降低。他发现，很多情感似乎只能拥有一次。无论是看到卡恩失去冠军后的痛苦和遗憾，还是看到切尔西夺得欧冠时的兴奋激动，那些感情似乎都是一次性的，再也找不回来。

“世界杯对我来说是残酷的，因为它提醒着：你在变老。”与此同时，他也更能理解那些年轻的球员，“会打心里觉得这些孩子真不容易，背负着国家的希望与责任。”

2014年6月，北京一家酒吧外，正在看球的人们。

当刘山风和杨溢第一次知道世界杯为何物时，范培东还没出生。后者生于1996年。2008年的欧洲杯让他喜欢上了荷兰队，他喜欢全攻全守，崇尚进攻的美丽足球，也喜欢橙色。每天晚上，他都会守着电视，看央视五套的体育新闻，看所有比赛。 

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他上初二。那一年，荷兰队打进了决赛。决赛夜，他在大人们的麻将声中沉沉睡去。醒来时，荷兰队已经倒在了加时赛，西班牙正在庆祝冠军。他感觉自己像经历了一场失败，离成功就差一点点。

足球在某些时刻，是生活的救命稻草。

2018年，他大学毕业，一直没能在香港找到工作。搬出学校后，他住在一个四五平米的出租屋里，昼夜颠倒地看球，将此作为逃避现实的方式。那时候，为了看到CCTV的信号，他还需要使用特殊软件。等到八月底，他放弃香港，去了北京。

2018年6月14日，世纪杯揭幕战前，中国球迷在场外合影。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冬天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在北半球冬季举办的一届赛事。 

12月5日，范培东去鼓楼附近的酒吧看了日本对克罗地亚的比赛。那场比赛，酒吧里的所有人都在偷偷激动，憋着欢呼，不敢出声。那是一段静默的时期。

同样那段时间，脱口秀演员马军经历了一段意外的居家时光。当时，他去参加公司组织的一场表演，第二天，组织活动的领导找到他，让他先不用来了，因为前一天一起活动的人“阳了”。他赶紧做核酸，等了三天都没出结果。三天后，疾控中心打来电话，通知他感染了，让在家等着工作人员上门。他继续等，可人一直没来，再打电话去疾控中心。电话那头的人说，“我们的工作结束了”。

那届世界杯之前，朗尼克刚做起了足球自媒体。他说自己从小就喜欢三样东西：摇滚乐、游戏和足球。他搞过乐队，做过10年电竞，就没干过足球。在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后，他决定做足球自媒体。2022年世界杯期间，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解说比赛，直播间有时能达到一万多人。

最近两届世界杯，总有“推球”平台（推球，指在赛事开始前给出押注推荐，通常与赌球结合）找他合作，不乏开高价的。他一概拒绝了。“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知名度也好，我得到的尊重也罢，都是足球赋予我的。”在他看来，推球这件事，某种程度上是对足球的背叛。

2022年的梅西，给处于某种低落情绪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结局。他像孤胆英雄一样带着阿根廷完成精神进化。夺冠那一刻，朗尼克在屏幕前看服了。在此之前，无论是做短视频还是直播，他关注更多的是年轻球员，但这届世界杯的梅西与阿根廷，从小组赛第一场负于沙特阿拉伯的逆境中出发，到最后点球夺冠的那一刻，他明白了何谓球王。

这届世界杯结束11天后，球王贝利去世。而在两年前的冬天，马拉多纳突发心梗去世。

2024年，朗尼克和朋友创办了名为“中国制躁”的球迷组织，并在天津主场对阵新加坡的比赛中亮相。他们试图在国足的低谷期，发出属于中国球迷的声音，陪伴它再一次走入世界杯。

而范培东也终于可以出现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现场。年初，他被派驻到美国华盛顿，花600美元买了一张荷兰对阵瑞典的门票。他为此策划了一场“特种兵旅行”——比赛场地在休斯敦，往返机票人民币将近5000元。他打算比赛前一天晚上飞到转机的城市，在机场附近休息一晚，第二天坐早上五点的飞机飞到休斯敦，再当天返回。

对于这些已经步入成年或中年的球迷来说，此时的足球不再是“必须赢”的执念了。它与生活达成了某种和解。范培东说，长大后他意识到，每个人都会犯错，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于是，当2022年荷兰输给阿根廷时，他虽然难过，却能坦然接受——如果梅西能赢，似乎也可以。

足球离开旷野

在马军眼中，世界杯就像一道道年轮，刻着个体记忆与时代发展的印记。

1998年法兰西之夏，他在家搓了32个写着参赛国的纸团抽签玩，决赛当晚，母亲把他薅起来，告诉他“那大秃子（齐达内）已经顶进两个去了”。

2002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虽然没取得预期的成绩，但所有人都“有种经济上行时期的自信”。也是那一年，工薪群体大幅涨薪，普通家庭开始拥有电脑。国运迎来起点，足球走上巅峰。

2006年，马军18岁，到厦门大学读书。他喜欢折腾电脑，给自己的电脑装了有线信号，和一个转换器，引到电脑屏幕上。也因此，很多学生聚到他的宿舍看球。那届世界杯，除了球员，解说员黄健翔也出了名——他用近乎嘶吼的声音喊出“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时，马军正在床上半睡半醒。他一个激灵，差点从床上滚下来。

在马军看来，2014年世界杯是一道分水岭。

彼时，移动互联网正在崛起，多族裔球员开始占据主流，女性话语权在社交平台上井喷。他记得，那之前的欧洲球队，几乎清一水的白人面孔，2014年之后，其他族裔的身影越来越多。

2018年，他入职了某互联网大厂。公司让他去记录一群东莞女工与世界杯的故事。那届世界杯，俄罗斯要在开幕式上放置两个两米高的人形玩偶，由于当地轻工业无法承接，这份工作被外包给了中国企业。中国企业找到了两家代理工厂，其中一家在东莞。完成项目的是一群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进城的纺织女工。她们做过绿巨人、唐老鸭、机器猫，做了全世界所有知名IP，却不知道自己手里缝的“狼崽子”（俄罗斯世界杯吉祥物）是干吗的。

2018年，东莞，工人们正在制作世界杯吉祥物。

世界杯开幕的那天，马军在车间里搭了台电视。电视里，头发斑白的纺织女工们用布满老茧的手，指着电视里那些自己经手的作品，眼里满是兴奋。

那是中国全球化的巅峰时刻，中资企业“占领”了球场。各国球星到中超联赛踢球淘金，时任巴西总统卢拉都在访问中国时提到，自己常看中国的男子足球职业联赛。

马军是政治学背景。他看得到一届届世界杯中的时代进程。刚接触世界杯时，他还在小学里学珠算；到了眼下的2026年世界杯，全世界的话题都是算力、AI、芯片。

他眼中的世界杯，并不是1998年属于齐达内，2002年属于罗纳尔多，2006年属于马特拉齐，2010年属于西班牙王朝；而是1998年属于彩色电视机，2002年属于拨号上网，2006年属于黄健翔的叛逆，2014年属于移动互联网，2018年属于娱乐与去中心化。

足球本身也在发生异化。它变得越来越精密，也越来越同质化。曾经看世界杯，不用看队服，也能判断出来自哪个国家队，“德国队是高举高打，阿根廷队技术细腻”，但如今每个球队的打法都高度融合，高度相似。第三世界的天才少年们，恨不得十四五岁就被球探看中，去欧洲的俱乐部深造。

技术和规则也让足球变得没那么有人味。国际足联看起来缺乏手腕改变足球的观感，而他们不停制订的新规则并没有让足球变得更好看，VAR、半自动越位系统在追求绝对公平的同时，也在逐渐消解那种“瞬间的艺术”。更何况，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人人都在穷尽一切手段大肆搞钱。足球场上不再有创造力，球员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个精加工的零件。

“工业革命与互联网革命遍布到了世界所有角落，而人工智能的革命还没有一统全球。在这个黄昏黎明的交界点，足球进入了一个相对沉闷的时代，一个没有个性的、激情衰退的时代。”马军感叹。

世界杯在扩军，也可能缩短年限。马军也认为这会降低世界杯的价值，“两个死敌十年打一仗，这是部落的盼头。一年打一仗，还有什么看头呢？”

但无论规则如何改变、商业如何膨胀，球迷们有多少槽点，每到四年一次的这个节点，他们还是会如约出现在电视前、屏幕前，在挤满人的酒吧里，熬一个月的夜、热闹一阵，然后散场，回到各自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