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将近70年后，以色列成为第一个精通定点清除“艺术”的国家，并将这种手段有机融入常规军事条令和军事作战行动中，以色列在战场上成功利用这种战术的历史有20年之久。

定点清除并非以色列首创。在圣经时代、罗马统治以色列地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早期，这种手段都被广泛运用。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等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也对敌人使用过定点清除战术。

建国后，以色列继续执行定点清除和暗杀。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暗杀了两名埃及情报军官，因为他们曾帮助“费达因” 分子对以色列城镇和定居点发动了一系列袭击。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向帮助埃及研发导弹的几位德国科学家寄出邮件炸弹。1972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被谋杀后，经果尔达·梅厄总理授权，所有参与谋杀的嫌疑人都成为以色列的目标。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报复行动是以色列最后一次出于复仇而谋杀他人。后来政策发生了改变，以色列定点清除的目标仅局限于未来可能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人。

1988年，对以色列发动过多次袭击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阿布·杰哈德在突尼斯被以色列一个精锐暗杀小组谋杀。1992年，以色列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黎巴嫩南部向真主党领导人阿巴斯·穆萨维发射了一枚“海尔法”导弹，导致穆萨维当场死亡。在这两个案例中，两个被定点清除的目标都是激进组织高层领导人，他们对多次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负责，并在策划更多的袭击。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奥斯陆协议》，之后定点清除的频率大幅降低，双方都在尝试实现和平。当然，在这期间，杀戮行为也没有完全停止。1995年，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法特希·沙贾奇在马耳他街头被枪杀；一年后，绰号为“工程师”的哈马斯炸弹制造专家叶海亚·阿亚什在使用手机时，安装在手机中的爆炸物在他头部附近引爆，导致他当场死亡。除了这些成功的案例，以色列也有一些行动以失败告终，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次发生在1997年。当时，几名摩萨德特工尝试将致命毒药喷射到哈马斯领导人的耳朵里，结果在约旦被逮捕。

这些行动几乎都被认为是以色列发动的，虽然以色列很少宣称对这些行动负责。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暗杀少数激进分子来威慑更多人，让他们明白，不管躲到哪里，以色列都可以找到他们。

2000年底，这一政策再次发生改变。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在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下，暴力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色列的对手不再是普通民众，而是武装精良的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其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的频率和效率可以同工厂的流水线媲美。

在一次行动中，身着便装的国防军战士朝塔齐姆军事组织的一名资深激进分子射击，导致他在位于杰宁的家门口当场死亡。几周后，另一名激进分子在手机被引爆后死亡。巴勒斯坦各个激进组织的领导人明白，以色列很可能又回到了慕尼黑惨案后的暗杀政策时期。

这一判断 在2000年11月得以证实，当月，以色列第一次公开承认其在伯利恒附近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一架以色列阿帕奇直升机向一辆汽车发射了一枚 激光制导导弹，塔齐姆高级领导人侯赛因·阿巴亚特被杀。几个月后， 阿拉法特手下的第十七突击部队军官马苏德·伊亚德在另一次直升机袭击中被杀，以色列声称他正筹划在加沙地带建立真主党武装的秘密基 地。

武装直升机的使用（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标志着以色列将冲突强 度升级。每当利用飞机执行暗杀，以色列都会宣布负责。

截至2001年年中，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公交车、熙熙攘攘的咖啡店和人潮拥挤的舞厅实施了几十次自杀式袭击，因提法达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许多人都要求以色列领导人采取更加强势的行动。不管怎样，要想阻止恐怖袭击潮的蔓延，他们必须做些什么。

以色列无法逮捕每一名激进分子，特别是那些活动在加沙地带腹地的激进分子。所以，国防军指挥官决定精简定点清除的目标，专门暗杀激进组织的领导头目，从而摧毁敌方指挥链。时间很紧迫，以色列很快起草了司法准则，批准了大体上的战术标准。

国防军总参谋长随身携带存有数百名通缉人员的信息簿。有时，名单上的人数超过1000人。所有的定点清除目标都来自这个名单，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塔齐姆等不同激进组织都在名单中被以不同的颜色进行了标记。一旦一个目标被清除，他的名字上就会被打上叉。

哈马斯军事组织负责人萨拉赫·谢哈德在以色列通缉人员名单中排在第一位，2002年7月22日，一架F-16战斗机向谢哈德在加沙城的住地投掷了一枚1吨重的炸弹，除了谢哈德和他的助手，还有13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国际社会立即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色列的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甚至向国家最高法院提出请愿。迫于压力，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这次空袭的合法性。

虽然最高法院在2006年最终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判定定点清除合法，但国防军明白，他们再也不能为了消灭躲在平民中的激进分子而投掷1吨重的炸弹或发射“海尔法”导弹。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附带毁伤，国防军不得不研发精度更高的武器，制定更严格而明确的战术程序。

这一时期以色列研制出了一种炸药当量仅为200克的弹头，这种导弹可以炸毁高楼中的一套公寓房，或行驶在拥挤道路上的一辆汽车或摩托车，却不会对旁边的人造成致命伤害。 

情报搜集方法也得到调整，同时以色列加强了对实施定点清除前决策过程的控制。无人机的使用频率则大幅上升，在无人机没有事先对目 标进行侦察的情况下，以色列很少会发动定点清除行动。

武器和情报还远远不够。许多激进分子藏在医院、清真寺甚至私人住宅等民用设施中，这让国防军感到非常棘手。定点清除行动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权衡袭击造成的整体结果和单个激进分子死亡的利弊。换句话说，如果被通缉的激进分子躲在医院里，那么消灭他带来的价值同对整 个建筑物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失显然不成正比。如果他躲在家里，身边只有一两个平民，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很可能会做出袭击的决策。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2009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为适应战场的变化，制定了一个被称为“敲屋顶”的新战术。在行动前，国防军和辛贝特会搜集相关的电话号码，然后通过电话向居民发出警告，让他们在轰炸前撤离。这个办法在前54次都被证明非常有效，但第55次使用时却失败了。

那天，在接完电话后，居民爬到房屋的屋顶，并站在那儿向国防军的无人机挥手。在国防军总部，人们就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空袭行动被迫取消。

这时，来自南部战区司令部的几名军官想到一个新办法：先打电话，等居民爬到房顶后，命令附近的武装直升机向房顶的角落发射小型导弹。他们考虑使用弹头很小、弹片散布面有限的导弹，只要把控得好就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在最早使用这一新战术的一个案例中，国防军先按照常规程序，给一栋三层楼建筑中所有住户打电话。根据以色列情报，该建筑地下有一个大规模哈马斯武器储藏点。电话这头的国防军军官用阿拉伯语敦促居 民在这栋楼被轰炸前立即离开，这些居民并没有被吓到，他们爬到屋顶，朝着天上他们看不见的无人机挥手。很明显，他们并不打算离开。

这时一架武装直升机接到命令，朝建筑旁的空地发射机枪弹。站在楼顶的部分居民明白了国防军的意思，匆忙离开了那栋建筑。但意识到自己的房子可能会被摧毁，很多年轻人坚定地留在屋顶。

这时，飞行员得到命令使用导弹攻击屋顶的一个角落。当导弹击中建筑后，留在屋顶的人明白自己的存在并不能阻止以色列摧毁这栋建筑，于是也选择了逃跑。最后，空军可以从容地轰炸这栋无人建筑。记录轰炸过程的视频显示，建筑的倒塌导致藏在地下的武器库发生一系列二次爆炸。这一次，以色列彻底“敲破”了巴勒斯坦人的屋顶。

使用新战术后，以色列国防军发现平民伤亡人数不断下降。2002年，平民和战斗人员的死亡比例为1∶1，也就是说，国防军每消灭1名战斗人员，就会有1名平民丧生。截至2009年初，这一比例下降到1∶30。

发生在美国的“9·11”袭击事件是定点清除战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事件后，美国发现自己的敌人根本不是常规军队，而是穿着平民衣服、藏在妇女儿童当中的武装分子。为此，美国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到南部战区司令部学习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追捕激进分子的经验。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以色列国防军运用的战术，还包括国防军将线人、辛贝特特工、高科技侦察手段、军事情报分析员和空军等因素进行充分整合的能力。

随后，布什政府也决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定点清除战术。2009 年后，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扩大了这种战术的适用范围，针对许多恐怖组织和国家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2016年，美军透露他们在空袭伊拉克“伊斯兰国”目标时也使用了“敲屋顶”战术。

起源于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战术成为了反恐战争的全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