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4月弔诡的“别尔哥罗德（Belgorod）空袭事件”一同得以快速传播的是直至今日还未被俄官方所证实的“临阵换帅”之说，即“俄罗斯陆军上将亚历山大・德沃尔尼科夫（Aleksandr Dvornikov）被任命为俄驻乌克兰部队最高指挥官。”

这位“4月风云人物”自顿巴斯（Donbas）争夺战打响以来，其头衔在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官网上依旧标示为俄罗斯联邦南部军区（Southern Military District）司令，而非“乌克兰战区最高指挥官”。

但毋庸置疑的是，分别负责南俄草原及黑海海域安全的“俄罗斯联邦英雄”德沃尔尼科夫，作为苏联解体以来俄军将领中最具实战经验且影响力的人物，无论如何都将注定“扭转”现有之“全球态势”，而非“区域战事”。

因此，深入解析德沃尔尼科夫的出生背景与发展经历，是预测克里姆林宫，乃至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之方向及特徵的关键之所在。

如同“紫光东照”的“远东派”指挥官

1961年出生于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Ussuriysk）的德沃尔尼科夫，可谓俄军东部地地道道且土生土长的高级将领。其童年时期所就读的乌苏里斯克苏沃洛夫军校，不仅是当时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机械化作战”之国防教育训练中心，而且还是全国“根基最深”的反法西斯爱国主义教育中心之一。

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与德沃尔尼科夫一同入校的官生，一方面在熟知掌握包括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y Zhukov）之坦克战及纵深战等理论经验的同时，另一方面则拥有其他区域军校学生所不具备的特殊“亲身经历”。即中苏边界衝突之珍宝岛事件“记忆”，以及由时任苏联国防部长安德列・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元帅之先发制人的“精准核打击学说”。

不仅如此，德沃尔尼科夫还在其服役之次年“见证”了中美建交与中越战争这两大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事件，如何影响苏联的“未来发展走势”。

受特殊历史及地理因素的影响，当今乌苏里斯克苏沃洛夫军校，是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在其远东地区培养“知华派”、“知英派”和“知美派”爱国青年军官的基础教育基地，重点培养其英中双语之运用及操作能力，可谓高素质多元现代化军事人才之“摇篮”。

百年以来，对俄罗斯精英而言，位于西北部的圣彼德堡与波罗的海赋予了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所属归宿的方向。而西南部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和黑海则为民族强盛之道指明了方向，赋予其相应的族之欲望与民之动力，并且使所属国族精神始终保持在“沸腾”的状态之中且永不灭。

相比之下，东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和太平洋却是摆脱“百年枷锁”的突破口，同时也是实现“百年海权梦”的桥头堡，即突破区域封锁且影响国际秩序的新出发点和立足点。

绝不可接受的“再分裂”与“再绥靖”

完成11年军事义务教育后，德沃尔尼科夫直至2005年，相继在莫斯科高等联合兵种指挥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及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在位于中俄交界处的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之远东军区，先后担任排长、连长及营参谋长（哈巴罗夫斯克自2010年起成为新重组合并后的东部战区总部所在地）。

苏联解体前夕，德沃尔尼科夫先后还担任了，苏联驻德国西部部队机动步枪营正副指挥官，随之目睹了柏林牆的倒塌与苏维埃信仰大厦的土崩瓦解。1994年德沃尔尼科夫与所属西方集群（Western Group of Forces）全面撤出统一的联邦德国后，于次年先后在莫斯科军区担任团参谋长及团长（2010年起该战区被并入总部位于圣彼德堡的西部战区），直至第二次车臣战争全面爆发为止。

对大多数出生成长于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时期，并成功立足于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时期的苏联人而言，苏联解体可谓人间悲剧，被视之为是一场原本可以完全避免的厄运。

其中，德沃尔尼科夫与普京均属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亲眼目睹苏联欧陆势力之“节节败退”与“步步紧缩”的安全部门骨干。因此对“解体”的理解不同于任何形式的旁观者，是绝不允许其苏联首任总统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与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之双重悲剧性决策再次重演的“前朝遗老”。可谓立足于全球去帝国主义浪潮之上，但却与之逆流而行的后帝国主义之“遗民代表”。

“特别军事行动”属俄“平叛”之惯例

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将此次俄乌战争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爆发于1999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也被当时的克里姆林宫决策层，称之为规模有限的特别军事行动，即“北高加索地区反恐行动”。

当时的德沃尔尼科夫是在俄军北高加索军区司令维克托・卡赞采夫（Viktor Kazantsev）宣布全面封锁车臣首府格罗兹尼（Grozny）后的第二年起，被升任为该战区师参谋长，并且在三年内再次晋升为师长。

需要强调的是，“北高加索地区反恐行动”之指挥权在爆发初期第一年归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所属，但在德沃尔尼科夫分别担任所属军区师参谋长及师长期间，其所属指挥权却被移交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之后又再度转交至俄罗斯联邦内务部。

因此，该时期隶属于国防部的德沃尔尼科夫在北高加索军区的主要任务并非是全面自主的实施“主攻”，相反是协助其主要负责部门一同实现“平叛”。

正当“北高加索地区反恐行动”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领导人，于2001年6月15日召开首届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并且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自此上合组织正式成立。

同年7月16日，普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而从法律上明确了以远东地区为核心的中俄边界，其有效期为20年，即根据条约生效日至2021年2月28日。

不难看出，普京上任初期所首次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虽是对内，但其效果可谓“一箭三雕”。即通过强硬姿态与毁灭性军事打击分别先后“平定”高加索、“重导”中亚（Central Asia）及“立稳”远东。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再次伟大”创造20年的崛起期，以便重新构建自东向西且自北向南的新地缘政治及经济“统一空间”。

为俄罗斯崛起之“南下战略”保驾护航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后，德沃尔尼科夫于2005年起，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国防军副司令，之后又兼任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

2008年俄格战争爆发前后，德沃尔尼科夫出任两年俄罗斯联邦远东军区司令，并且在中亚吉尔吉斯第二次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年（2012年）成为中央军区参谋长及其副司令。

时隔两年，俄罗斯联邦在相继引发克里米亚危机且将其吞并后，德沃尔尼科夫于次年（2015年）被任命为以塔尔图斯（Tartus）海军基地为中心的驻叙俄军指挥官。其“任务”是避免叙利亚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府被反对派彻底推翻。

德沃尔尼科夫在维护亲俄大马士革（Damascus）政府安全的同时，协助其实施有限且符合克里姆林宫国家利益的“平叛行动”，进而最大限度地制造出有利于己的“安全缓衝区”。确保其隶属于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不受“外部威胁”，保障以黑海为根基的俄罗斯“南下战略”畅通无阻。

不同于车臣战争，俄罗斯在叙利亚所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谓名副其实的协助型“平叛”与军事介入。其最终军事战果并非是局部的“削弱”潜在威胁与地区权力“调整”，相反是“创造”长期且跨国跨洲的棘手现实问题，即难民危机。

俄乌战争纯属反向型“声东击西”

总体而言，苏联解体后的首次实战之两轮车臣战争，随即成为俄罗斯实施现代平原及高原陆路之地空联合作战的试验场，为“平叛”创造了具有强大地毯式破坏性的俄式城镇战。

而紧随其后的叙利亚战场则成为前“试验场”的“验证场”，将原有的地空联合作战经验与海上力量相结合，打造出全方位的新型陆海空作战体系，为更大规模的“境外反叛”做好准备，即俄乌战争。

相对而言，乌克兰战场自伊始就早已成为俄罗斯远端火炮与弹道导弹的靶场，即便其地面部队遭遇乌方强有力的阻击，各式各样的苏制或俄制飞弹依旧持续不断地相继落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镇工业区与基础设施枢纽区。向俄军总参谋部提供技术及战术优化升级所需参数，进而为国防力量之远程先发制人式精准打击装备之“更新换代”创造依据。

德沃尔尼科夫身为俄罗斯战后的新一代“远东派”指挥官，格外注重俄罗斯新时代区域海权之争。伴随俄罗斯地缘经济战略重心的东移，俄罗斯国防前线会紧随其后著重于远东太平洋及其相连的印度洋，誓死保卫其战略纵深与仅存的生命线免遭窥视者所侵食，即“俄版印太战略”。

俄白两国领导人于4月12日在远东“东方航天发射中心”进行会谈本身就已传递出上述明确信号，包括太平洋西岸的南海、美国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以及阿拉斯加本土均在远端弹道飞弹的打击范围之内。

因此，始终紧握现有之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绝对霸权，是俄罗斯避免经济崩溃与国防安全免遭毁灭性打击的重要保障。其中远东作为前线阵地是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也是唯一可同时结合运用三场“特别军事行动”之战争经验的三位一体之地，其短期地缘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作者系哈萨克国立大学经济科学硕士，武汉大学国际关係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