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2日，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市政厅”活动中，当被问及如果大陆发起解放台湾的战役时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的问题时，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是的，我们有承诺这样做。”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更加受到欢迎的步骤，通过“战略清晰”而不是定义了几十年的“战略模糊”来框定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然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战略明确”是不必要的挑衅，因为它将有效地在北京认为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领土上扩大美国的安全保障，而且考虑到美国军队在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演习结果，这种挑衅有可能造成的军事危机是非常危险的。

     2021年8月27日，美国海军“基德”号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美国的核心目标是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那么对台湾做出明确承诺的道德理由与模棱两可的持续战略在效用之间存在脱节。简而言之，虽然明确声明美国以“只有台湾人民应该决定其未来”为由致力于“保卫台湾”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具有吸引力，但这种策略并没有解决一些拥护者认为的困境——即提高美国对中国威慑的可信度。

     这是因为，美国的意图和“红线”的更大确定性并不是掩盖这一潜在的危机爆发点的原因——无论多么不完美。相反，正如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所言，威慑行动的核心是对风险或不确定性的操纵。为了使威慑与威胁是可信的，一个国家“不需要依赖于在面临挑战时是否愿意自杀”，而是必须承担威慑者“可能会做一些充满危险的事情”的风险，通过“行动和反应、计算和误判、警报和错误警报、承诺和挑战的混合”，来达到战争所能达到的效果。他说，一个国家可以可信地“威胁使其他国家陷入战争，即使它不能可信地威胁要发起战争”。

    “战略模糊”：有缺陷但有效

     尽管拜登总统做出了这样的断言，但很明显，美国目前并没有承诺在台海战争爆发之时“保卫台湾”。自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华盛顿对台湾的立场一直遵循其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TRA）。TRA声称，尽管华盛顿已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但这是美国的政策：

     因此，TRA确定需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和“保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或经济系统的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

     虽然自1979年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利用TRA为台湾提供了获得重要军事能力的机会，但从来没有人明确声明华盛顿实际上会利用其军事能力来“保卫台湾”。例如，1954-1955年和1956-1957年的台海危机表明，过于公开地承诺保卫台湾对美国来说是非常真实的风险。

     1979年后，其政策基于“战略模糊”——即确保北京和台北都不能确定美国会卷入两岸冲突事件。这种策略已经成功地降低了华盛顿可能在与中国大陆争夺台湾的战争中陷入困境的风险。自1979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陆方面并不具备直接或间接胁迫台湾的军事能力，这一事实也支持了“战略模糊”的成功。

     尽管如此，自1979年以来，一些政府比其他政府更接近于打破“战略模糊”。例如，2001年4月，乔治·W·布什总统在决定批准包括潜艇和“基德”级驱逐舰在内，对台5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后断言，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尽管如此，布什还是缓和了这一立场，并试图组织台湾走向独立公投的举动，以寻求与北京的更多接触。

     “战略清晰”的鼓点

     然而，拜登的即兴言论是过去四年来美国日益增长的情绪的表现方式，即北京直接和间接胁迫台北的努力，需要美国更明确地声明支持台湾。

     例如，在川普执政期间，这一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包括，2018年3月通过的国内法《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国官员前往台湾并会见台湾官员；在所谓《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中，协助台湾维持现有的外交关系；以及2020年通过《国防授权法》，确认美国将“加强与台湾的防务与安全合作，支持台湾发展有能力、有准备的现代防卫力量”。

     与此同时，共和党议员于2019年在参议院和2020年在众议院，分别提出了针对台湾的法案（所谓“台湾防卫法”和“台湾防入侵法”）前者要求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提高美国武装部队进行联合行动的能力，以否认大陆对台湾实施既成事实的统一能力”的年度进展报告，而后者则授权总统“动用武装力量保卫台湾免受解放军的直接攻击、大陆对台湾领土的‘侵占’，或危及台湾平民或台湾军人生命 的威胁”。

     在“战略清晰”的策略下，这样清晰的关于美国保护台湾防务安全的承诺，其倡导者的意图很简单：“大陆对台湾的封锁、导弹攻击、或是发起解放战争的几率逐年增长，因此只能通过清晰和明确的声明来表明美国有意图和决心将‘劝阻’大陆不要‘误判’”。

     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船只通过台湾海峡，为“台独”打气。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例如，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菲律宾和日本分别在南中国海和钓鱼岛面临来自北京的挑战。在每种情况下，美国的明确性“实际上使中国更容易进行‘挑衅的侵略行为’”，因为每个国家与美国签订的条约“让中国知道它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使中国能够通过行动，不断测试美国行动的边界”。

     “战略清晰”与美国的综合威慑

     除了划定美国行动的界限之外，“战略清晰”的策略对美国的盟友也有着很大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强调“综合威慑”的方面，这种策略本身旨在将其安全伙伴更紧密地与美国战略联系起来，通过高层次的集成和互操作性进行规划。然而，美国的许多安全伙伴长期以来一直依靠“战略模糊”来避免被要求在未来与中国因台湾问题发生敌对行动时做出坚定承诺来支持美国。

     虽然像澳大利亚这样敏锐的美国盟友可能会欢迎明确预期和明确红线的双重发展，但其他的地区参与者可能更喜欢“战略模糊”所赋予的持续灵活性，而不是不得不接受网络整合和获取美国顶级国防技术所带来的陷阱风险。

     简而言之，这是因为提高对盟友的期望产生的分期。对于美国来讲，这可能会使其联盟管理变得更简单，但是它也限制了合作伙伴的选择，在皿煮与半专治国家，合作伙伴往往不得不处理与其他地区利益相关者以及国内舆论的复杂关系。

     例如，很难想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甚至美国的四方合作伙伴印度会为中美两国在因为台湾发生冲突时提供比外交支持更具体的东西。在美国需要建立复杂的盟友网络来对抗中国的时代，拜登政府面临的风险是，潜在合作伙伴的范围可能缩小到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美国的国家。

     “ 战略模糊”：最不坏的选择

     正如分析人士最近指出的那样，“战略模糊”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只在通过对中国大陆“侵略”和台湾对“独立”的挑衅的“双重威慑”，鼓励北京和台北采取谨慎和合作的政策。

     “战略清晰”的倡导者指出，这个等式的每个方面现在都发生了变化。大陆的军事现代化——包括了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大量投资——克服了其传统能力弱于美国的历史弱点，同时使用连续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等灰色地带的方法，侵蚀台湾“独立”的决心，显示其有能力间接胁迫台北。同时，“台湾挑起冲突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微乎其微，正如过去在台湾毒菜时期，大陆又穷又弱时，美国担心的那样”。

     解放军空军近年来连续绕飞台湾岛，对“台独”势力进行威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对台北的战略现在可以说是由其对先前对美国有利的“模糊威慑”的操纵来定义的。大陆一直依赖美国的“反应性和规避风险”，并假设美国“要么制定明确的升级门槛，要么将试图化解较低级别的挑衅，以免演变成它宁愿避免的更大冲突”。

     然而，拜登政府抛弃“战略模糊”而支持“战略清晰”并不一定能解决这一困境。对台湾的明确防御承诺“不仅意味着准备承担风险”，例如击退对台湾的常规“入侵”，而且还将提供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美国会忽视什么”，进一步打开北京对台北采用灰色地带战略的潜力。因此，“战略清晰度”可能会通过减少北京不得不冒美国会做“充满战争危险的事”的风险来削弱其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