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次让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分歧一一呈现，但双方所表达的合作意愿在外界看来同样强烈。此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向成为战略学家和国际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网络安全到南海纷争，一些美国人士不断发出强硬论调，还有人提出“中美关系达到临界点”的论断。该怎么看待中美战略对话的意义?中美关系会怎样发展?《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最重要的是对话精神一直在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这次中美战略对话，这次对话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郑永年：中美对话已经进行好多年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话的精神一直都在。并不是说解决问题才是亮点;直面分歧，怎样管控分歧，这是很大的亮点。大国之间合作挺好，但分歧如果管控不了，那会出大事情。中美不像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时期那样对待分歧，而是坦率地交换意见，坦率地讨论如何管控分歧，互相理解对方的立场。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亮点，比合作更重要。

环球时报：最近一些美国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地提出“中美关系达到临界点”的话题，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可能转向“遏制”等，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郑永年：美国相对衰落，中国很快崛起，这就导致地缘政治变化，一旦这个变化开始，学术界就会出现一种氛围，我把它称为“学术界的民族主义”。这和冷战时期美苏知识界互相唱衰对方是一样的。这是很不好的现象。那些对中国比较了解的知识分子唱衰中国，他们没有承担自己的国际社会责任，这是不应该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与其说中国在挑战一个衰落的美国，倒不如说一个衰落的美国正在恐惧一个崛起的中国。中国并没有说要挑战美国，中国的目标就是和平共处。(造成目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过分恐惧，这就需要我们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体谅一个衰落大国的心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带出如何营造共同体、如何构建共识的问题。

“我对中美关系非常乐观”

环球时报：我读过您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在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方面的反应不如中国预期，中国也不相信西方会平和地接受中国崛起。

郑永年：那是当然，这是很现实的。所谓的大国都是打拼出来的，除了美国。美国借一战和二战成为大国，它是被邀请当大国的，然后通过非热战的方式使苏联垮掉。美国有它的特殊性。

至于中国，没人邀请你去当大国、当领导。但当不当领导并不是中国领导人、中国老百姓决定的，因为(中国)经济总量那么大，自然而然，你不想发挥作用它也会有一定作用。那么，国家领导人怎样配合这种自然、正面的影响非常重要。像“一带一路”，我们要主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这很重要。

环球时报：习近平主席9月将出访美国，您对这场国事访问有什么样的期待?

郑永年：中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还是来自美国，其他周边国家不会对中国构成致命威胁，只有美国和美日同盟能，未来很多年都会这样。那么我们如何避免和美国的直接冲突呢?这就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高点。所以，习主席把中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很多年都会这样。

把中美关系搞好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有利，还承担起了整个的国际和平责任。中美关系不是生意做不做的问题，而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所以要花大精力把它做好，管控分歧，不要让它爆发。我对此非常乐观。

从前的规律是大国之间一定会发生战争，战争是常态，和平是非常态，我们现在追求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避免大国之间会发生战争的宿命。这就是习主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优于欧美

环球时报：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在您看来，这段时间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郑永年：2008年以来，任何国家的结构性改革都是失衡的，都不容易。美、日还在失衡，欧盟更加失衡。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对比来说，中国的结构调整比较好。中国推进大众创业，为更多人提供就业，让更多人致富，这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中国在世界的大经济体中步伐最快。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还将是最大的。欧美经济发达，但它有发达的瓶颈。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还比较低，但有很大发展空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化，到四中全会的法治化，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我想，中国依然是调整最快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