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行动的规模和频率急遽增加，近年来吸引国际关注的几次撤侨是最显著的例子。这种基于保护公民和资产需求的力量投射，很多时候被外界视为中国目标明确的战略性扩张。丹麦驻华盛顿使馆外交安全事务主管帕雷罗-普莱斯纳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和全球安全项目负责人杜懋之(Dr Mathieu Duchâtel)，则在新作《中国的有力臂膀——保护海外公民与资产》中写道，中国的海外行动是由企业和人员“走出去”倒逼而来，海外力量建设也并非出于通盘战略规划，而是基于单一地区的具体利益需求。不过，这一过程正在重新塑造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也将给世界安全秩序带来深刻影响。该书发布会在第14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举行，会后，《环球时报》记者对杜懋之进行了专访。

　　企业及人员遭遇的安全危机把中国卷入海外行动

　　环球时报：一国保护海外公民和财产安全的行动，属日常性事务。中国在这方面的动作为什么引起了您的兴趣？

　　杜懋之：集中在高风险地区的中国公民有时数量惊人，中国采取的应急性海外行动比如撤侨，规模也往往较为庞大。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持续性过程中，中国面对海外安全事务的行为方式已经改变。“走出去”的企业和人员遭遇安全危机，触动了中国政策层面的变动。我想，最早提出“走出去”战略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充分预估到它会引起如此广泛且深层次的变化。

　　从2002年至今，十几年过去了，促使企业走向全球化的战略决定已经重新塑造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和风险定义。未来中国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手段、形态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将对世界安全秩序产生深刻影响。

　　环球时报：根据书中的观点，中国政府展开海外行动是一个被倒逼出来的被动过程？

　　杜懋之：对，一直以来都非常被动。以前，给驻在国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甚至不在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职能范畴里。转折点是在2004年，几个月内，中国企业人员在苏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连续遭袭，16名中国人死亡，这完全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当时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企业，保护海外人员的经验都非常有限。2004年的一连串事件惊动了高层，保护海外人员安全由此上升到政策面的关切。

　　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和人员在海外遭遇的安全危机，把中国政府卷入一场又一场海外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面对海外安全事务的行为方式及相关外交政策，也由一个又一个突发事件推动着，并逐渐发生变化。

　　环球时报：政策层面发生变化，是否说明中国的海外行动以及介入外部安全事务的姿态，正从被动向主动过渡？

　　杜懋之：中国一直奉行“不干涉政策”，这一政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中国带来了好处，让中国得以专注于经济发展。当然你也可以说，中国因不介入外部安全事务而获利。比如，西方之前经常批评中国在阿富汗的安全事务上搭便车，在那投资的中国企业希望从多国部队改善安全环境的努力中受益。

　　现在，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主动性努力。中国开始和地方上的不同力量接触合作，希望从中得到对中国公民的某种安全承诺。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显著变化之一。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刚刚派出首支战斗部队抵达南苏丹参加维和任务。去年最终做出这一决定前，中国说服了联合国安理会，把保护外国石油工人纳入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授权范围。你知道，南苏丹的外国石油工人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干预”不同于“干涉”

　　环球时报：您在书中写道，中国的政策调整和海外行为方式逐渐有“干预性倾向”，您的意思是中国放弃了“不干涉政策”？

　　杜懋之：干预(intervention)和干涉(interference)不一样，干涉是完全介入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我没有说中国是去干涉；中国是干预。最好的例子是南苏丹和阿富汗。不能说塔利班去中国参加和谈是中国干涉阿富汗内政吧？这是一种政治性干预，中国为确保自身利益，去塑造某个地区政治稳定的局面。

　　目前为止，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内容以及中国应对海外安全威胁的行为方式，主要还是针对某个具体地区和事件做出反应，在有限程度内干预。但这种干预以后会更常见，手段也更多。我认为中国以后会派出特种部队展开海外人质营救行动。

　　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一样，“不干涉主义”深深嵌入中国的DNA，中国外交政策习惯“不去碰它”，过去中国对塑造国际安全环境也毫无野心。但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给中国逐渐重新定义其“不干涉政策”做了铺垫。

　　环球时报：中国有限程度的干预，似乎被外界视为潜在威胁？

　　杜懋之：2011年中国第一次动用海军和空军参与利比亚撤侨行动，2012年海外利益保护列入军方行动守则。解放军加强力量投射能力，也许被美国或印度看成潜在威胁，可这也正是国际安全合作的机会。尤其是跟欧洲，中国这种能力建设不会带来威胁，我反而从中看到更多中欧安全合作的契合点。未来不排除中欧共同撤侨的可能性。

　　从全球活动的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中国是在有计划地进行战略扩张。但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地区性政策和全球性政策要区分看待。中国的全球性政策过去主要依赖投资，动辄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在这些地方，中国被视为重要的经济主体。但在地区政策上，比如东海、南海，就掺杂了太多地缘政治、大国互动和历史因素，最关键的问题是主权。地区层面的竞争更突出，大家都怕成为输的一方。

　　保护海外公民和财产的行动一般不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构成威胁。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和深化，保护人员安全的行动不可避免会带有政治和军事含义。过去撤侨只是一种摆脱当地危机的简单手段，和中国不愿搅入其他地方安全管控的一贯做法很契合。但现在，保护海外利益和传统意义上的“不干涉政策”越来越矛盾。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来成为国际安全秩序中具有大国地位的一员，是大家所共同关心的。

　　环球时报：您认为这将是一条西方所喜欢的路径吗？

　　杜懋之：海外公民保护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安全观，保护的对象是个人，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更西方了。从西方一些悲观主义者的视角看，保护海外人员安全一直就是战略扩张的固定戏码，只是为了让军力投射看上去更具正当性。乐观者则从中国政策变化中，看到更多合作的可能。不论中国选择何种路径，都将深刻影响它与西方及其他国家的关系。

　　西海外合作有机会

　　环球时报：您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

　　杜懋之：我从中欧关系的视角看，更算是乐观主义者。中欧现有安全合作几乎为零，在中东及东欧等地区的联合反恐，包括撤侨在内的人道主义合作，是中欧安全合作的重要支点。中国从利比亚大撤侨之前，曾和英国使馆提出分享非战斗撤侨行动的实践经验。在撤侨和人质营救行动中使用过军事力量的美国、法国和以色列，也接到中国的请求。而且，从利比亚撤出的一些中国公民在没有任何身份证件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同意他们入境。这都是相当积极的方面。

　　环球时报：那么站在中美关系的立场上，您就成了悲观主义者？

　　杜懋之：我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说，相较中欧关系，中美关系在表层之下有一些潜在层面，内涵更复杂。这又回到我刚才说的，中国的全球性政策和地区性政策有一定差异，虽然这个差异在缩小。现在在南海，中美监视和反监视的冲突比较明显。我认为中国想回避直接冲突，美国则有更明确的日程和时间表。

　　之前一段时间，南海已淡出舆论。今年年初美国智库提出关切，国会议员写信给总统，2月南海问题进入国会首要议程，5月克里访华和香格里拉对话会，6月有中美战略对话。你觉得现在言语冲撞激烈，其实香会只是整个日程的一环，9月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才是高潮。这意味着，美国想用4个月时间管控南海动态。

　　环球时报：管控不力会不会导致直接冲突？

　　杜懋之：我认为南海局势现在处于一个升级状态，需要有一个缓和。地区各国之间现在还没有一个危机管控的稳定机制，关键时候，需要有人迈出能够让局势稳定下来的一步。

　　环球时报：那会是谁？

　　杜懋之：我不知道。中美之间目前还是有一个危机管控机制的。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和反应是美国导向的，而中美间在地区层面的互动势必冲击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也需要有一个危机管控的可靠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