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27日在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撰文称，“2016年或将成为中国的梦魇”。只凭这个标题就足以赚够眼球。细看文章，其论断的依据是，美国和台湾地区明年都可能换上对华强硬的领导人，所以留给中方的战略机遇期只剩18个月稍多。按照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时的表述计算，这段时间至少还有5年。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中国采取更加外向的政策，以及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战略机遇期即将终结”的声音不时由西方媒体传出。但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都表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正在努力被延长。德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夫罗里扬28日说，中国是一个创造机遇的国家，中国的朋友圈不是在变小，而是在变大。

　　一篇文章引发的争论

　　在凯瑞·布朗看来，上世纪90年代末，时任中国领导人乐于提及中国正进入为期20年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中国保持低调，以专注于解决本国问题的贫穷发展中国家身份为由，回避沉重的全球外交责任。但现在，有关重视国内事务并保持低调的“战略机遇期”的表述，似乎已被中国国内外环境密不可分的说法所替代。凯瑞·布朗认为，从经济和政治上看，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日益像一个新兴超级大国那样谈吐和行事，包括畅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为地球大部分区域打造“新丝绸之路”的宏伟蓝图。

　　“即便如此，2016年绝非是将进一步促进实现‘中国梦’的年份，而是或将成为一场梦魇的开始”。凯瑞·布朗称，两个因素将令中国在2016年接受考验。首先是美国大选。尽管一再声称(美国向亚洲)“转身”和“再平衡”，但对中国而言，奥巴马是一位“好”总统。有希望2016年入主白宫的希拉里·克林顿被视为对中国不软弱的人物。同年，台湾也将举行“总统”选举。对民进党而言，2016年或许不再是走过场的一年。它的大陆政策将远不及国民党友善。以此，凯瑞·布朗推断，在奥巴马总统和马英九卸任之前，中国领导人仅有18个月稍多的短暂战略机遇以尽可能与其达成协议。

　　对于凯瑞·布朗的说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2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西方一些人仍抱持意识形态偏见看待中国。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发展壮大会对“民主国家”构成威胁。他们把中国的韬光养晦理解为“无所作为”，一旦中国“有所作为”，意图就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战略对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也不赞同凯瑞·布朗所说的让中国陷入噩梦的两个因素。他2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希拉里虽然对华态度不够友好，但因为健康问题，能否参选还很难说。另外一名有望当选的候选人杰布·布什来自一贯对华友好的布什家族，且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对于台湾来说，即便新上任的领导人有强烈“台独”倾向，也会吸取陈水扁8年任期的教训，不敢轻易做出改变两岸关系现状的举动，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幅提升，大陆掌握着两岸关系的主导权。“无论美国总统大选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结果如何，都不会改变中国总体向好的战略态势。”金灿荣说。

　　“没人否认中美会合作”，凯瑞·布朗28日回复《环球时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坚持观点说，“我要问的是合作是容易还是困难。中美在许多领域都有可能发生争执，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很困难，双方对哪些事情更重要的看法也不一致”。对于眼下中国畅谈蓝图，他说，中国希望推动外交伙伴多样化，是为了既不让自己过于孤立，又不对某种关系过于依赖，尤其是不特别依赖于美国。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快结束了吗？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真要结束了吗？问题恐怕要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开始说起。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影响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判断，“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按上述说法计算，“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有5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林利民2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一般而言，判断一国是否处于战略机遇期主要有两个标准：国际环境是否有利于该国发展；该国采取的内政外交政策与战略能否适应，甚至影响客观环境。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曾有过类似的战略机遇期。王义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内战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段历史时期里，实现国家统一的美国在集中力量提高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采取“孤立主义”外交战略，将美洲大陆视为其“势力范围”，避免卷入欧洲政治和军事冲突，不承担国际社会的政治、军事义务。日本战后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则是朝鲜战争爆发至冷战结束。日本紧紧依靠美日军事同盟，充分利用美苏对峙的国际格局以及朝鲜战争等局部热战，大规模生产军需物资，打造出世界一流的民用工业。王义桅说，尽管战略机遇期所处的时间点不同，但相同的是，这些大国都“顺天下大势而为”，完成国内各项改革，实现大国崛起。

　　“我理解，中国提出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一个关键点，是因为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但仍意识到国内经济面临很多问题。”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金砖国家”概念提出者吉姆·奥尼尔此前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我一直认为中国很特别，因为它是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雄霸全球野心的国家。它发展的立足点就是让13亿人民有更好的生活。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应去关注什么和做什么”。

　　林利民说，就我国而言，在世界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使得我国影响国际形势、营造国际环境、解决国际冲突的能力显著增强，东海、南海问题就是典型例子。与此同时，中国顺应国际形势，积极调整“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在周边外交、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有所作为。从主客观条件看，中国毫无疑问仍处于战略机遇期。

　　唱衰中国战略机遇期，西方怎么想？

　　“凯瑞·布朗的说法在西方学界有一定代表性”，王义桅2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参加国际研讨会时经常听到“中国战略机遇期即将结束”的说法。日本《外交学者》去年3月就曾刊文称，凭借经济实力，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胆怯地不敢自称全球领导者。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是韬光养晦，但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越来越多地将中国称为大国。领导人提出“中国要奋发有为”，换言之，中国要从一挡换到二挡。但行进到二挡，政策推进往往会出现顿挫感。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常被西方当作“中国战略机遇期结束”的最新论据。“盲目的中国亢奋时代已经结束”，德国《经理人杂志》27日以此为题报道称，中国不会崩溃，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现实的场景。中国的市场机遇越来越小，也给中国政治出了道难题。未来，中国在国内外都要经受更大考验。而更早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6年印度经济增速超过中国的预测，令印度兴奋不已。

　　英国剑桥大学亚洲研究学者雅克思2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事实上，西方几乎年年都会提到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问题，主要理由无外乎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地缘政治以及气候变化等。王义桅说，西方媒体之所以经常出现唱衰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说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借助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制度发展本国经济，却不主动承担国际义务。在美国“战略再平衡”、要求中国分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背景下，中国不再有“搭西方便车”的机会。另一方面，在西方一些人看来，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保持高速增长是以“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且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涨，政治制度依然不民主，因此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雅克思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至少在中长期内，仍然是值得乐观的，因为中国已经选择放缓控速提质的经济政策。外交上，中国没有卷入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没有在亚洲地区陷入更多邦交冲突。一些小摩擦不会导致中国在战略发展上遭遇严峻挑战。

　　“中国是个创造机遇的国家”

　　在此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金灿荣说，在已经过去3/4的“重要战略期”期间，有3件大事会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即“9·11”恐怖袭击、金融危机以及乌克兰事件。前两个事件让中国逐渐变得自信起来，从原来对美国的崇拜中走出来，开始走自己的路。乌克兰事件发生后，美俄关系至少5年内不会变好，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美国的力量，让它无法再全力以赴对付中国。而且，美俄双方在乌克兰事件上又都需要中国的帮助。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主动谋求延长战略机遇期。王义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不仅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更通过推动“一带一路”等计划，开拓战略空间，主动营造和平发展的环境，努力延续战略机遇期。一方面，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自主创新正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预料将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另一方面，中国用好“开放红利”，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制定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规则，争取更大话语权。

　　“中国在国际环境中仍有许多机遇，而且中国是一个创造机遇的国家”，德国柏林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夫罗里扬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正在经历两道门槛的考验：2015年的经济转型和2016年的地缘政治风险。表面上看起来，这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噩梦。但事实是，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它已有足够的自信和办法应对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