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塌：印度与现实的幽会》Saptarishi Dutta/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做了30多年的驻印度记者。他的《崩塌：印度与现实的幽会》(Implosion: India’s Tryst With Reality)一书在2月18日发布，书中审察了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以及它常常未能发挥出这种潜能的原因。

　　在以下节选内容里，艾略特探讨了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包括两个国家最近外交争端的影响。他认为，由于华盛顿和新德里方面都缺乏关心，两国关系正在悄然变化，而跟很多人认为的正好相反，两国关系的正确叫法应该是偶尔的伙伴，但永远不是盟友。

　　印度已经知道它可以对美国说“不”，比如不跟伊朗或缅甸决裂（在伊朗2013年、缅甸2012年软化立场之前），在巴勒斯坦联合国地位问题上投与美国（以及以色列）相反的票。

　　美国已经知道（可能是带着一定程度的惊讶），印度不打算成为一个言听计众的盟友，它不会一丝不 地遵循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意愿，或者是让印度尽快向 渴的美国企业放开外来投资监管的意愿。

　　印度的独立还体现在2011年4月份。当时美国几乎已经认定它的企业终将赢得印度一份价值10亿美元的多功能战斗机合同，结果最后入围的是法国达索(Dassault of France)和欧洲战斗机公司(Eurofighter)，而不是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也不是波音(Boeing)。

　　但是，截至2012年年中的10年期间，美国已经拿到将近90亿美元的国防订单，等待之中的订单还有接近100亿美元。这使得防务成为最活跃的合作领域。

　　2011年7月，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在印度谈话期间完整地列出了两国关系的积极方面。她说：“我们一直为防止各自基础设施遭受网络攻击的重要任务而共同努力。我们正在谈判一项新的双边投资条约，它将借助于刚刚过去一年贸易额增长20%的势头而发力。我们还目睹了双向贸易流动的增长。”

　　她还说：“我们发起了连结学生、企业和社区的新行动，其中‘Passport to India’（赴印度护照）是我最喜欢的行动之一， 其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美国学生到印度上学，以匹配印度学生赴美求学的庞大数量。我之所以喜欢这个项目，是因为我们希望在两国的年轻人和两国的未来领导者之间建立纽带。”

　　她在那次访问期间的谈话还涉及反恐、经济关系、核计划和防务合作。

　　一年过后，美国的一名外交事务专家在新德里说：“你们的自由和自信对我们是一件好事。即使印度一直让美国不爽，最好还是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印度……即使我们拿不到回报，在核合同、伊朗和多功能战斗机合同等问题上亏本，我们最好还是团结一致，为了我们共同的世界观而努力。”

　　但印度国内一些人对两国关系持怀疑态度。美国一些人也持怀疑态度，坚信印度应当更加温顺，更加听话。有关两国分歧的热门新闻肯定是免不了的。

　　通常情况下，这些分歧都是关于伊朗之类的议题。印度国内有些人还关心，美国支持亚洲国家对抗中国在南海的逼人之势究竟有多大的决心。

　　还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争端。比如在2013年12月，美国执法官员在39岁的印度驻纽约副总领事德夫亚尼·科布拉加德(Devyani Khobragade)送女儿上学的时候突然将她逮捕。

　　科布拉加德被控为她家的一名印度保姆做假签证，她被戴上手铐，被脱衣搜身，被提取DNA，还跟其他被控贩毒等罪行的人员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直到以25万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

　　【《华尔街日报》注：科布拉加德否认犯错。】

　　这件事引起有关科布拉加德外交地位的争议，并引起印度的激烈反应。印度方面取消了美国在印度享有、但没有给予印度驻美外交官的多项外交特权。新德里外交区美国使馆旁边一条马路的安全路障被引人注目地拆除。印度外交官员在新任外交秘书苏贾塔·辛格(Sujatha Singh)的率领下一致谴责美国。科布拉加德被捕前一天，辛格就在华盛顿参加会谈，显然没有人来询问他在这个事情上的意见。

　　印度的激烈反应和媒体炒作激荡出一股潜伏着的反美情绪，这种情绪源自对美国四处横行霸道的憎恶。正如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史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里所说的：“我们创造了一个印度亲美的神话，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在这次争端爆发之前，美印关系已经在悄然变化。这是因为两国都缺乏关心，印度驻美使馆领导无方，美国驻印大使虽有能力却没有取得国内政治支持。奥巴马政府内即使有坚决支持两国关系的人，但人数也很少，而印度很多官员和评论家也都喜欢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姿态。

　　随着印度政府及其经济变得更加软弱，这种偏离更加严重。战略对话还在继续，但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持续推动。官员们还说，没有足够多的高级外交官和其他专家（特别是印度）来有效管理所有合作领域。雪上加霜的是早前两位政策分析人士所说的，“双方中层官僚的惰性”已渗入“残存的集体记忆”。

　　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有其他重要事情要处理，虽然在2011年11月他发起“重返”亚洲的新行动以回应中国日益强烈的地区野心（后来软化成美国亚洲重心的“再平衡”）时，美国是把印度放在眼里的。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也有其他重要事情要处理，所以一切都回到了“差不多就行”的状态。坎瓦尔·西巴尔(Kanwal Sibal)虽然认识到新型关系的好处，但他在科布拉加德事件一年前和我讲到，过去60年美国在战略上给印度造成的损害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这番话反映了很多人对美国一如既往的戒心。

　　他说，美国在战略上损害印度的具体办法很简单，就是“赤裸裸地遏制印度战略能力的发展，实施与核能、空间和导弹有关的制裁，对高科技转让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

　　它还曾在领土问题上给印度施压，比如在喀什米尔争端中支持巴基斯坦。“现在美国的这些负面态度纠正了很多，并指望我们支持他们，但我们说‘你们只是在纠正你们做过的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欠你们什么’。”

　　西巴尔说，相比之下，“俄罗斯很少让印度失望”。西巴尔在卸任外交秘书职务后曾担任驻俄罗斯大使。

　　不过进步也不少，经过10年的努力，一种持续的“战略合作关系而非同盟关系”（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语）已经形成。这种关系如何发展，将主要取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特别是有关中国的行动如何展开。

　　印度的角色将取决于它在这些行动展开过程中的反应，以及它是否有意愿——将来可能还涉及是否有经济实力——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不管是哪种情况，新的对美关系还是应视为积极的，前提是印度作为美国的朋友、偶尔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同盟保持它的独立性。（John Elli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