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其实源于犹太教，但自古以来，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印象却极为负面，认为他们是害死上帝之子的凶手。犹太教的长老将耶稣诋毁为邪教教主，劝谏身为统治者的罗马人把他抓去处死。最后出卖耶稣，将他交给罗马人的犹大，也是个犹太人。他是最早追随耶稣的12门徒之一，却为了30枚银币而将恩师钉上了十字架。犹太人于是有了“阴险”、“卑劣”的刻板印象。即便耶稣本身就是犹太人，他除了犹大以外的所有门徒也都是犹太人，不少基督徒依然选择性地忽略这些事实，对所有犹太族群怀抱敌意。14世纪黑死病流行时，基督徒将瘟疫视为犹太人带来的诅咒。1349年便有数个欧洲城市发生反犹太暴动，摧毁市内的犹太社区并将其居民活活烧死。上图为留于当时手抄本中的图绘。这当然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曝光后，世人对犹太族裔的观感转向同情。除了部分依然激进的种族主义者，公开丑化犹太族裔的情况已不多见。而若将焦点从整个犹太民族移开，转向当今位于以色列的政权，一些不好听的字眼却又会浮上台面。尤其在探讨以色列的核武发展史时，“阴险”与“卑劣”更是堪称贴切的形容。以色列从不承认自己持有核武，但全世界的情报单位都认定该国早已持有核弹，并有能力以战机、潜水艇、或弹道导弹发动核攻击。以色列虽然自1957年即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却从未允许该机构的检查人员进入其核设施。外界只能旁敲侧击地估算其核武库存量，认为目前起码拥有90枚核弹，上看则可多至400枚。打从1948年建国之时，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1886~1973）就一直执着于核武开发，认为这是吓阻周边阿拉伯敌国的必要手段。本-古里安于是大力招募世界各国的犹太裔科学家，1949年并在以色列国防军内成立科学研发团，由物理学家恩斯特·伯格曼（Ernst Bergmann 1903~1975）为其首脑。伯格曼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1927年在柏林大学修得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掌权后则逃往英国伦敦。流亡期间伯格曼开始与犹太复国主义人士接触，战争结束后他便拒绝了牛津大学的优渥聘请，搬往新成立的以色列从事核研究，后来被人称为以色列核能计划之父。伯格曼的首件任务，是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进行为期两年的地质勘查。以方对外声称这是为了寻找石油，其实却是在探索铀矿。1953年，伯格曼与其团队交出两项成果，其一是在内盖夫沙漠的磷酸盐矿层中分离抽取出铀；其二则是一种精炼重水的新技术，使得以色列能于国内自行生产重水，用于建造核反应炉或核武。这两项突破比美国掌握的技术还要先进两年左右，但以色列却未与美国分享，而是以六千万法郎的价格将技术专利售与法国。于二战末期抢先发明原子弹的美国，本以为能够长期垄断这项超级武器，却不料苏联仅在1949年就成功试爆自己的原子弹。与苏联的核军备竞赛旋即成为美国在50年代间的第一要务，协助盟国研发则并不重要。美国的政商精英中有大量的犹太人，以色列本与美国邦交密切，但眼见对方吝于提供核技术，遂转而与法国结盟。而法国在二战期间处境狼狈，战后欲振国威，故也致力于核能开发。并且如果对以色列示好，法方也会更容易网罗到优秀的犹太裔科学家。犹太人或许因为平均智商较高，文化上又重视教育，在高科技领域便人才辈出。30年代德国的核子研究本是领先全球，却因其种族政策而流失了大量犹太科学家，其中不乏爱因斯坦（生于德国）、泰勒（生于奥匈帝国）、或伯格曼等重要人物，致使德国无法比美国更早完全原子弹。总之为了利益的考量，以色列在核能研发方面疏远了最亲近的盟友美国，反与法国交往甚密，两国合作的范围更涉及地缘政治的层面。法国外交部长皮諾（Pineau）于50年代会晤以国总统本-古里安。50年代期间，阿尔及利亚等位于北非的法属殖民地纷纷发起独立运动。与当地穆斯林混居数百年的犹太族群便接受以色列政府的指示，成为法国人的线民，助其捉拿异议人士。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爆发苏伊士危机。此时以色列便依从法方请求，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出兵，使英法得以打着维持和平的名义进行军事介入，空降伞兵占据苏伊士运河。英法联军的行动因为不得美国支持而失败，运河掌控权在联合国出面调停之后，最终还是归属埃及。但法国依照与以色列的秘密协议，事后仍售与以国一座核子反应炉作为报偿。法方宣称这些设备只能作为研究工具，但实际已可用来制造核武。1957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开始大力推行“和平原子能运动”，邀请各国签约宣誓，只将核能技术用于民间发电。以色列是第二个响应的签约国，并承诺将在首都特拉维夫以南的索雷克地区（Soreq）建造一座仅有游泳池大小的小型反应炉，作为和平用途。索雷克与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等人口中心相距不远，当地的设施便只是个人畜无害的幌子，可开放给外国参观。以色列真正的核研发据点，则是位于荒芜隐秘又含有铀矿的内盖夫沙漠。一大片复杂的建筑群，便在伯格曼等人的监督下迅速建立起来。该处被称为内盖夫核子研究中心，从外观看来完全是个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1960年印有索雷克研究中心的以色列邮票，用以宣扬其核能研究只为和平用途。当法国的反应炉秘密运往内盖夫基地时，曾因机件体积庞大而引起国际质疑。总统本-古里安便谎称这是一座海水淡化厂的大型泵运机，目的是要将内盖夫沙漠绿化为一个农业乐园。这漫天大谎实在太过无耻，即便以色列国内自家的原子能委员会也看不过去，七名委员中有六人因此辞职。事实上，内盖夫基地乃是比索雷克巨大数倍的核设施。1958年建造开始后，以色列不仅动用大量军方资源、聘请数百名法国工程师与技术专员、同时又还雇佣数以千计的劳工进行地基挖掘。以色列政府希望尽速完成工程，然其法律只允许劳工连续工作60天，这些工人便每隔59天就重签一次工作契约，休息一日之后立刻返回工地，实际上几乎就是接连无休的赶工。内盖夫基地于1960年代的卫星空拍照。此基地的存在当时仍属机密，不可能像索雷克那样在近处摄影。而工程启始未久，法国人的态度却有了转变。于1958年底当选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不再支持以色列发展核武，便要求兴建中的内盖夫基地接受国际检查。其设施若非作为和平用途，法方就将中止技术援助。以色列拒绝配合，内盖夫的建造便逐渐转为以方一手独办。1962年，美苏双方的古巴飞弹危机差点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令美国总统肯尼迪决意阻止核武扩张，便也开始对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察员进入内盖夫基地。但是犹太人在美国的财团及游说团体究竟太过强大。1963年肯尼迪遭暗杀后，继任总统约翰逊的反核立场也不如前者坚定，以色列便始终未曾接受国际机构的公正检验，只单独对美国的检查员开放内盖夫基地。这些检查毫无实质意义可言，不仅时间行程受制于以方严格规定，基地内有大片区域不准进入，检察员所到之处更都预先设有高墙遮挡视线，报告结果当然没有发现任何核武的迹象。而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以色列大约在1967年与阿拉伯邻国爆发“六日战争”之后，即已开始全面制造核武，甚至在该场战争期间就已拥有两颗简陋的核装置可供使用。1973年“赎罪日战争”时，以色列遭埃及、叙利亚两国南北奇袭，战况一度危急。根据美方推测，以色列当时已持有13至20枚核弹，并可装载于美国提供的F4战机，或者以国自制的杰里科导弹。这两种武器系统都足以攻击开罗与大马士革，所幸以军在前线稳定后成功反击，最终才没有动用核攻击。隶属以国空军的F4幽灵式战斗机。据说在赎罪日战争期间，多架以军F4已搭载核武升空，轮班进行24小时盘旋。以色列的核军事能力，长久以来便是各国情报界心知肚明的秘密，直到1986年才终于曝光在一般大众眼前。当时有个名叫莫迪凯·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 1952~今日）的核能技术员，于内盖夫基地禁区拍摄了57张照片，然后离境前往英国，将相片胶卷交与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各国专家鉴定了瓦努努的照片与证词之后，断定以方已持有大约150枚核弹。核武设施的机密曝光之后，以国政府仍然不承认持有核武，只是一昧谴责瓦努努是个泄露国安机要的叛徒。以色列谍报组织摩萨德（Mossad）更在报社出版这项新闻之前，即已设下美人计，欲将瓦努努捉捕回国。为了顾及与英国的外交关系，摩萨德的美女特务先在1986年9月30日把瓦努努诱骗至意大利度假，随后一群干员再上前将其绑架。10月5日新闻见报时，瓦努努就已在母国的牢狱之中。瓦努努在以色列被运往法庭时引发媒体关注，他便趁此机会将遭受绑架的细节写于手掌，按在车窗上以示车外记者。其掌中写道：于意大利罗马被劫持，1986年9月30日，英国航空504号班机。他在一场未公开的审判中被定以叛国罪，遭判18年徒刑，其中11年是无法和他人交流的单独监禁。2004年刑满出狱后，瓦努努的人身自由也持续受到极大限制。他被禁止离开以色列，不可接近任何国家的大使馆或领事馆，电话与互联网的使用必须全程受到监察，而且也不准持有手机。出狱后的瓦努努皈依基督教，住在耶路撒冷的圣乔治大教堂内，每日在钟楼负责敲钟。教堂的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的地方法院，瓦努努日后接受访问时，说他之所以请求成为敲钟手，就是想用耶稣的钟声来打扰那些审判他的犹太法官。时至今日，以色列一边坚持瓦努努罪证确凿，对其未有不公，一边又维持其暧昧态度，对核武之事既不承认亦不否认。另一方面，以国的核战力虽已众所周知，同时却又不计手段阻止周遭穆斯利国家制造核弹。1981年，以色列空军对伊拉克发动“巴比伦行动”，空袭摧毁首都巴格达附近一座未完成的核反应炉。2007年，以方再发动“果园行动”，炸毁一座位于叙利亚东部的反应炉。自2010至2020年间，又有多名伊朗的核能科学家遭到暗杀，手段包括毒物、枪击、炸弹、以及远端遥控的机关枪炮塔，每件暗杀都与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务脱不了关系。2020年，伊朗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遭卫星遥控的无人机枪射杀身亡，上图为其遇刺当时弹孔满布的座车。今年6月13日起，以色列更与美国联手，空袭伊朗境内的核能与军事设施，引发伊朗以导弹及无人机反击，以伊两国几乎正式宣战。23日，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提出将于25日停火，中止这场所谓的“十二日战争”，却尚未被伊朗接受。中东的动荡很可能持续扩大，只因以色列坚持要成为该区域唯一的核武霸权。从数十年间的历史看来，以色列一旦涉及核武，便很难不以“阴险”、“卑劣”等词句来形容。但若纵观全世界的所有犹太人，却并非人人都认同这个母国的所作作为。犹太裔的美国政治学家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1953~今日），就曾在2000年撰写《大屠杀产业》一书，抨击部分政客滥用过去遭受纳粹屠杀的历史，以便将以色列现在的所有暴行正当化。过去20余年内他始终尖锐批评以国政府，使其一度被以色列禁止入境长达十年。The Holocaust Industry
又即便是在以色列国内，也有批评政府的历史学家依兰·帕佩（Ilan Pappé 1954~今日）。他于2006年著有《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一书，详细阐述了以色列建国以来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迫害。以色列国会中亦有少数的良心派。亚伯拉罕·布尔格（Abraham Burg 1955~今日）是以国政坛的一名老将，他自1992年加入左倾的以色列工党以来，便一路反对犹太至上的思想，主张与哈马斯和解。至于当年揭发核武事实的瓦努努，更是个不折不扣的犹太人。他在以色列也有不少支持者，2004年出狱那天是在掌声与喝彩的伴随下步出监狱大门。过去欧洲的基督徒，或许就是忘了耶稣与其门徒也都是犹太人，才会对此民族形成深远的歧视。如今若想让仇恨终结，便不应该忘记今天的犹太人也和两千多年前一样，都是包含了形形色色、性情立场各异的人群。以色列政府的诸多行径固然值得谴责，但要是因此而把所有犹太人都审判为罪人，历史的悲剧便恐怕注定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