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说，明朝最难研究的皇帝，是建文帝朱允炆。

为什么难研究，因为朱棣登基之后，把朱允炆时期的史料都给销毁了，这没有史料，那肯定是不好研究。

但其实，这句话有点绝对了。

事实上，朱棣只是销毁了一部分的原始档案，然后又改写了大量的历史，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把朱允炆执政的建文元年到建文四年，给改成了洪武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明摆着是要把朱允炆从历史上抹除掉。

但是很显然，抹除的并不干净。

通过一些残存的材料，我们还是可以拼出朱允炆的轮廓，而借由这个轮廓，我们更可以发现，朱允炆虽然只干了四年，但他还真的做了不少的事情。

朱允炆登基之后，他首先释放的信号，是“宽”，就是宽仁为政。

《明史·恭闵帝》说他“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还说他“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不让锦衣卫四处抓人了，劳役赋税变少了，甚至把很多被流放的百姓都送回了家。

建文的动作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洪武一朝太过高压了，血粼粼的四大案就是最好的例子，新皇帝试图改造这种高压。

皇帝还改了很多的官制，这是在大臣方孝孺的主导下进行的，比如，都察院改称御史府，大理寺改称大理司，把六部尚书的地位提高了不少，还增设了侍中的职务，甚至南京皇宫里很多宫殿的名字也做了修改。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一种儒家理想的体现，朝廷机构的名称要合乎周礼，官制要体现出秩序，听起来看起来都不错，井然有序，但问题是治理一个国家，这个事情，它不是给宫殿和衙门换个门牌，给官职改个名字那么简单。

你把谨身殿换成正心殿，官员就会更加清廉吗？你把大理寺改称大理司，难道司法效率就会得到提高？民间就不会有冤案了吗？

说白了，没啥用。

当然表面工作这种东西，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搞点，不能因此就说朱允炆没用，没能力，实际上朱允炆在经济和军事这两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

怎么说？

朱允炆天性不坏，他登基时，全国田租减半，地方有灾害了，他积极赈灾，他还很重视农桑，这些都有诏令，作者举个例子，当时江南地区，苏州，松江这两个地方，官田的负担非常之重，建文二年朝廷就下诏书进行调整：

（明惠帝 朱允炆）

《明史·恭闵帝》：

均江、浙田赋。诏曰：‘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

记载不多，但信息量很大。

我们知道，江南地区，在元末是张士诚的势力，首先说张士诚本人抵抗朱元璋就抵抗的很厉害，其次江南百姓对张士诚很有好感，很拥戴他，所以朱元璋开国之后，对江南的一些地方颇有惩罚和防范色彩，导致一些地区赋税很沉重，本地人甚至都不允许到户部，到财政部门去上班。

朱允炆解除了这两个限制，这证明他的仁义不是光喊口号，是有行动的。

再说军事方面。

在明初，涉及到打仗当兵，不是说谁想要去谁就去，而是朝廷早就把一部分家庭编成了军户，这些军户是世袭兵役户籍，世世代代都要出男丁去当兵，而且不能随便改行，甚至你还要承担路费，装备，反正就是花钱呗，那钱你就花吧，一花一个不吱声。

朱允炆针对这个事情，给出了解决办法：

《明史·恭闵帝》：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

第一，军户家庭，如果全家都在军中服役，可以免除其中一个人的兵役。

第二，如果一个军户家中只有一个男丁了，那么可以让这个男丁脱离军籍，变成民户。

你很难想象这是高皇帝教育出来的接班人。

包括在文化方面，建文帝也做了很多事情，比如编修《明太祖实录》，比如举办科举，方孝孺的《京闱小录后序》就曾记建文元年应天府乡试：

芜黜陋，选擢俊良。盖去者几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

建文二年还有会试，殿试，我们平时一想到建文朝，就感觉从第一年到第四年一直在打仗，天下大乱，其实这是刻板印象，建文朝各方面都在发展，建文帝是曾经真真实实的正常统治过国家的。

包括建文帝削藩，这也是在朱允炆的个人意志下执行的。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

建文元年春二月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更定官制。夏四月削岷王护卫废为庶人，湘王自焚，废齐王代王为庶人，未几靖难兵起。

《明史》中又有记载：

建文元年，西平侯沐晟奏岷王楩过，废为庶人，徙漳州。

通过史料可以看到，建文帝削藩之手段，之强硬，之迅速，比历朝历代的削藩都不遑多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岷王接连被处置，可谓雷厉风行，那请问，建文帝应该削藩么？

那肯定是应该的，高皇帝留下这么一套宗藩制度，导致藩王拥兵自重，随时可能爆发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那样的纷争，你换谁当皇帝都忍不了，但是朱允炆削藩的方式有很大问题，作者以前上课的时候，我老师曾做过一个比喻，如今想来不知道恰当与否，提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老师说，朱允炆削藩，像是在“审计”。

先看看哪个藩王比较弱小，先把软柿子捏了，再挑中不溜的，最后再收拾厉害的。

要么就别削，要么就直接一步到位，全部拿下，事实上朱允炆每废一个藩王，都是在给燕王朱棣发信号，这就导致了燕王“控诉齐泰黄子澄削夺五王，援引祖训请清君侧”（《明大政纂要》卷十二），削藩是没错，但是你削藩的节奏，方式，幅度，力度都存在非常大的瑕疵。

这些瑕疵可以总结为一句话：

给朱棣太多的反应时间了。

而至于开战之后为什么会输，这个很有意思，当然通俗来说，我们会认为，朱允炆不会用人，耿炳文虽然战败，但他擅长防守，其实还可以再用，但朱允炆偏要使用李景隆。

还有，靖难之役不是一边倒，不是说这四年时间，朱棣一直赢，朱允炆一直输，不是这样的，朱允炆这边也打过很多的胜仗，南军（朱允炆军）在济南，东昌都大捷过，但问题是朝廷的态度很奇怪，一会要坚决战斗，一会又要议和，这导致局部的胜利没有变成战略上的大胜利。

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还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们说，靖难之役是什么？是外敌入侵吗？是宦官干政吗？是权臣篡位吗？是农民起义吗？

不是的。

本质上，靖难之役是明朝统治阶级的一场内斗。

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他的逻辑很清楚，不是自己的亲戚，那不可靠，不能用，所以朱元璋才会诛杀功臣，也才会藩屏帝室，搞出藩王分封的制度来，朱元璋的设计理念是，一让藩王们守好边境，拱卫京师，二是如果朝廷里有奸臣出现，皇权旁落了，藩王们可以训兵待命，甚至举兵清君侧。

结果朱元璋留下的口子，到后来成了朱棣起兵的理由。

高皇帝以为，藩王，外戚，驸马，反正和朱明皇帝有亲戚关系的人，应该可以在制度，礼法，血缘的加持下通力合作，但事与愿违，当战争爆发时，皇亲国戚们因为主动，被动，因为各种难以预料的原因纷纷参与战争，有些效忠建文帝，有些则投靠了朱棣。

家天下的确是亲情的黏合剂，但在权力斗争面前就迅速失效了，尤其是年轻的朱允炆没有太多的威望，文弱的皇帝和皇帝身边的书生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所谓的亲戚在两个阵营之间做出选择：

谷王打开城门，李景隆投降朱棣，徐增寿做了内应，连兵力最强的宁王也不得不裹挟其中。

不是朱允炆太弱，也不是朱棣太强，而是“大家”最后选择了后者。

有关于建文帝最终的下落，各种说法都有，甚至就连《明史》也没有给出定论;

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皇帝到底死没死在大火里？到今天来说也是悬案一桩，但对历史发展来说，朱允炆是死是活，也并不重要了。

如果他死了，那就是死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他死了，他的人生就结束了，如果他没死，也许流亡，也许隐居，也许真的做了和尚，但那又有什么重要呢？他已经不可能再组织起一场反扑，把自己失去的再夺回来了。

火灭之后，南京照常开市，秦淮河上照样画舫，又有谁会在乎，大明的皇帝，到底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