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一生，有两处地名最著。一曰南泥湾，一曰新疆。前者入歌，曰荒山变良田，“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后者入史，曰进军新疆，屯垦戍边。然史有表里，南泥湾不独种粮。抗战最困顿时，陕甘宁边区曾生产、经营所谓“特货”——鸦片，以换取法币及紧缺物资。谢觉哉日记多有记载。至于三五九旅及南泥湾究竟种植多少、王震本人参与决策至何程度，尚须据不同史料细辨，不宜把边区全部“特货”之账尽归王震。

　　新疆则更见其人。建政之初，王震主疆，镇反、土改、牧区改革皆急。1952年中央叫停北疆牧区镇反时，已捕千余人。此后中央批其操之过急，民族宗教工作粗暴，王震遂失新疆主要党政军职务。若谓其单因“滥杀”被调离，未尽准确；但滥捕、错捕乃至草率杀人，确是其新疆施政受中央纠正的重要背景。

　　南泥湾与新疆，一在革命财政，一在革命治理。两事合观，王震其人已见大半：能战，能干，能吃苦，亦敢下重手。战争年代，此为将才；治世以后，未必为德。

　　一、王胡子

　　王震1908年生于湖南浏阳，早年为铁路工人，参加革命后久历战争，终成开国上将。其人粗豪刚烈，行动胜于言辞。革命要钱，便设法筹钱；荒地无人，便令军队开荒；边疆不服，便以军法治之；政治有异议，亦惯作敌我之辨。

　　他是中共革命所造就的一种典型人物：乱世之能臣，革命之悍将。至于能否以同样手段治理和平社会，则是另一回事。

　　二、南泥湾不只有花篮

　　1941年前后，陕甘宁边区财政极困。国民政府停发军饷，又实施经济封锁。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王震率三五九旅入南泥湾开荒。开荒是真，种粮是真；纺织、养殖、发展生产亦是真。后来一曲《南泥湾》，遂把这里写成革命田园。

　　但田园之外，尚有“特货”。谢觉哉1944年日记屡记“特货”及其贸易收入。“特货”为何物，当时人讳言，后来大量史料所指，即鸦片。战争需要军费，边区缺乏商品。鸦片体积小、价格高、易换硬通货，遂成特殊财政之一途。关于南泥湾及三五九旅直接种植罂粟，除中方回忆资料外，苏联驻延安人员后来亦留下相关记录。各材料细节不一，尚须互证。

　　故最稳妥的写法不是“王震靠鸦片养军”，是：南泥湾既有开荒史，也有“特货”史；三五九旅与后者的关系，革命宣传长期讳莫如深。歌只唱了一半，史须补全另一半。

　　三、革命也要吃饭

　　鸦片之事，不必猎奇，其意义恰在革命伦理。共产党以扫荡旧社会之恶自许，鸦片本是其所欲扫除者。然而财政危急，亦可经营“特货”，为何？军队要吃饭，枪械要购买，药品、棉布、纸张皆需钱。于是革命目的压过日常伦理。

　　主义甚高，财政甚实。王震尤为此种实用主义革命家。能达到目的，便干。这种人格在南泥湾表现为强力生产；到新疆，则表现为强力治理。前者尚可成歌，后者便见血了。

　　四、大军入疆

　　1949年，王震率第一兵团进疆。新疆从来不是一张白纸，民族杂处，宗教深厚，地方势力交错，历史积怨繁多。军事占领易，社会治理难。

　　中央及西北局因此一度强调民族地区改革须“慎重稳进”。王震嫌慢，军人看世界，常先分敌我，既为反革命，便镇；既为封建势力，便改；既有抵抗，便压。战争中的效率，由此进入社会治理。

　　五、杀伐治边

　　1952年5月，王震主持的新疆分局部署北疆牧区镇反。行动很快扩大。至6月中央下令叫停时，已经逮捕一千余人，并出现草率捕人、错捕及处决等严重问题。西北局方面对其颇为不满，习仲勋尤其主张民族、宗教问题不可如此操切。

　　毛泽东后来对王震的评价亦很直白：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王震随后失去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军区政委等主要职务，离开新疆权力中心。后来中共又为其部分问题平反，重新肯定其新疆功绩。这是党史的另一层曲折。

　　但无论后来如何评价，当年中央认为新疆工作出了严重问题，王震负主要领导责任之一，此事无须回避。

　　六、功是功，血是血

　　王震在新疆亦有建设之功。屯垦，交通，农牧业，现代行政，兵团体系。这些都成为后来新疆治理的重要基础。

　　然功不能销过。修一条路，不能抵一条命；开万亩荒，也不能使错杀变成正确。政治史最忌一种算法：只要“历史贡献很大”，受害者便可略去。不然。

　　功归功册，血入血账。两账俱存，方为史。

　　七、老将未倒

　　离开新疆，并未终结王震仕途。他后来任铁道兵司令员、农垦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邓小平时代，又成为所谓“八大元老”之一。1988年，任国家副主席。

　　一个铁路工人，历经战争、南泥湾、新疆，最终坐入中南海最高层。至此，王家第一代的政治资本已经完成积累。枪杆子，军功；革命资历，元老身份，最高层关系。这些东西不能写进遗嘱，却比遗嘱里的钱更值钱。因为三个儿子的时代已经来了。

　　八、三子皆入商

　　王震有三子：王兵，王军，王之。三人后来竟都进入企业界。长子王兵，军旅出身，后涉航空产业；次子王军，先后深度参与中信、保利，后来执掌中信；三子王之，进入计算机产业，成为中国早期计算机企业的重要经营者。

　　航空，金融投资，计算机。皆为改革初期最稀缺、最前沿、最受国家重视的产业。此事本身已经值得一书。父辈打天下，三子皆入市场。不是偶然的一人，是三个。

　　九、王军

　　三子之中，以王军最显。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主持其事。中信承担的使命，是替一个尚无现代资本市场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国际金融、投资与企业经营。王军进入其中，后来历任要职，终至中信董事长。与此同时，他又与保利早期发展关系甚深。保利的背景更特殊，军队，军贸，国企，国际贸易；后来又扩展至地产、文化等领域。

　　故王军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下海干部”。他所处的，是改革初期国家资本最重要的几个入口。

（资料照片）

　　十、不是先有钱，是先有门

　　1979年的普通中国人尚在使用粮票。万元户已足以轰动乡里。股票为何物，多数人闻所未闻，然而一些红二代已经开始接触外汇，国际贸易，军贸，跨国投资，现代金融。为什么？不能只答“因为他们聪明”，王军未必无才，经营中信这样的大型企业，没有能力亦难久任。问题在于：谁先有资格证明自己有能力？

　　改革初期，国家最珍贵的不是钱，是门票。谁可代表国家见外商？谁可接触外汇？谁可经营军贸？谁能提前知道政策往哪里走？谁能得到组织信任，执掌数以亿计的国有资产？普通青年没有这种机会，元老之子有。

　　故红色门第最初传承的，未必是财富，是资格。

　　十一、资格终会生钱

　　旧贵族传田，资本家传股。红朝权贵更隐微，父亲未必给儿子一亿元，只须留下一个名字“王震之子”。四字无价，组织信任，同行礼让，信息先得，贵人易见，机会常临。得到机会以后，儿子若有才，自然更容易成功。

　　成功以后，又可说：此人确有本事。如此形成循环：因门第而得机会，因机会而有成绩，因成绩而证明门第无关。最难回答的只有一句：那些从未得到机会的人，如何证明自己？

　　十二、老子革命，儿子资本

　　彭博后来曾引述一名探病者回忆：1990年王震住院，谈到三个儿子已分别进入金融、航空、计算机等商业领域，颇为恼怒，甚至骂儿子。此为多年后转述，无录音，无王震本人文字可证。故只能存为一说。

　　但即使没有这句话，历史反讽依旧成立。王震一生为共产革命而战，三个儿子却成为改革年代第一批红色商业精英。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不是背叛共产党以后成为资本家的，正是在共产党掌握的国家机器内部完成转身。国企，金融，军贸，航空，计算机。共产党没有被资本主义推翻，共产党自己开始经营资本。

　　十三、从南泥湾到中信

　　父辈缺钱时，怎么办？开荒，种粮，纺织，乃至经营“特货”。因为革命没有资本。几十年后，儿子已经不必如此。国家有银行，有外汇，有军工，有土地，有企业，有国际信用。王军需要经营的，已是一个新世界。

　　南泥湾问：革命怎样养活自己？中信问：党国资本怎样进入世界？父子之间，不过一代，从“特货”到金融，从开荒到投资，从革命财政到国家资本。中国变了，王家也变了。

　　十四、六四仍见王胡子

　　市场改变了王家，没有改变王震的政治本色。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兴起，王震已八十一岁。他站在强硬派一边，支持戒严，支持以强力维护中共统治。四十年前治理新疆时，他习惯敌我之辨；四十年后面对学生，仍首先想到政权安危。

　　新疆的王胡子，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老矣。其政治思维未老。社会有冲突，先问谁是敌人。这是革命党治理国家留下的深刻遗产。

　　十五、六四还有另一层反讽

　　1989年的愤怒从何而来？民主诉求之外，还有腐败。官倒，特权，高干子弟经商，改革利益分配不公。这些都是当年真实的社会情绪。偏偏此时，王震三个儿子均已进入企业领域。这不能证明王氏兄弟就是“官倒”，无证不可妄断。但结构上的反讽无法消失：父辈掌握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权力，子辈正在进入国家最重要的商业资源。

　　青年质疑这种权力与利益的结合，父辈却把他们视为政权威胁。历史有时无需讽刺，事实自己会说话。

　　十六、门第复与门第婚

　　至第三代，王家又与叶剑英家族相接。王震之孙王京阳，与叶剑英之孙女、叶选宁之女叶静子成婚。一家开国上将，一家开国元帅。第一代共打天下，第二代分入军政商界，第三代结为姻亲。

　　这不必解释成阴谋，门第之形成，本来如此。同样的学校，相近的生活；共同的圈子，彼此的朋友，最后又进入共同的婚姻市场。

　　革命同志，渐成世交；世交之后，遂成亲家。旧贵族联姻，红色门第亦然。

　　十七、王家不是腐败故事

　　若只追问王军贪了多少钱，王震家族便写小了。至少就目前公开证据而言，也不能简单把王氏兄弟全部定性为贪腐者。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某一笔赃款，是为什么开国上将的三个儿子，能够如此整齐地进入改革年代最有价值的产业？

　　答案正在制度本身。改开以后，中国并非简单从“国家”走向“市场”。另一种庞然大物同时生长：党国资本。市场方式经营，企业追逐利润，管理者学习华尔街，产权核心却仍由党国掌握。

　　资本主义的经营术，与列宁主义的权力结构，于此合流。王军正站在合流处。

　　十八、父打天下，子营天下

　　王震真正留给儿子的，不是存折，是革命胜利者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产生信用，关系，信息，资格，机会；机会再进入市场，便可能成为财富。

　　由此看红色家族的代际转换，大抵经历四步：军功成权，权成门第，门第生机会，机会入资本。王震家族尤其典型，父辈以枪取得天下，子辈未必坐天下，却最早获得经营天下的机会。

　　十九、南泥湾外，红色资本

　　王震出身寒微，没有祖产，没有门荫，没有旧贵族血统。他的一切，皆由革命而来。这一点尤其重要，它使王家成为观察红朝新门第形成的极佳样本：第一代本来没有特权。第一代通过革命取得权力，第二代开始拥有普通人没有的机会，第三代又进入更稳定的精英圈层。革命原欲打倒门阀，胜利以后，却产生自己的门第。

　　王震本人一生亦须两面书之。南泥湾开荒，是事实，“特货”经济，亦不可讳；进军新疆，是事实，屯垦建设，是事实，滥捕、错杀与粗暴治边，亦须记。位列元老，是事实，六四主张强硬镇压，亦须记。

　　功归功，过归过。功不能销过，过亦不必抹功。然后再看其三子：一入航空，一掌中信、涉保利，一入计算机。孙辈又与元帅之家联姻。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经一场号称消灭阶级的共产革命，不过两三代，已成为共和国最显赫的政治商业门第之一。

　　此非王家独有。王家只是把这条路走得格外清楚：革命资本，化为政治资本；政治资本，化为门第资本；门第资本，终与市场资本相接。

　　南泥湾的歌还在唱。只是歌声之外，历史已经走得很远。昔日王震率兵开荒，尚须自己筹粮筹款。后来王军坐镇中信，经营的是国家巨资与国际资本。一父一子，一田一行，相距不过数十年，其间正是一部红朝权力变形史。

　　父辈打了江山，子孙未必坐江山，却比天下人更早站到了经营江山的门口。